每天大约有4亿份外卖穿行在大街小巷，外卖员群体数量也在不断上涨。有人曾说，外卖员是中国街头文化真正的代言人，因为我们的街道上最多的不是滑板，而是电动车。我们每天接触最多的行业群体就是外卖员，即使你不爱点外卖，也总会在街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与他们擦肩而过。然而我们都没有真正去倾听过他们的故事，他们干着危险又被需要的活儿，在疫情期间更是解救了无数家庭的日常吃喝；他们薪资不算低，但大多都还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快节奏的生活在潜移默化中让许多人变得漠然，我装便想唱唱反调，在稀疏平常的生活角度中挖掘一些平凡而又奇妙的故事。事实上，我们从外卖员这个浩大的群体出发，确实收获颇多，这让我们更加坚信平凡人背后的无限可能性，他们的人生故事，可比娱乐八卦精彩得多。
我们跑遍了北京城及某些三线小城市，向每一位遇到的外卖员发出诚挚诘问：你为什么送外卖？
最终，我们收获了这17个精彩的故事。
住在CBD的外卖员们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他们的居住地直线距离不超过三百米，却一个光鲜亮丽，分分钟谈着几千万的生意；另一个像水蛭一样，苟且吸附在这繁华的根据地。每座城市的CBD代表着什么？想必不言而喻，但我们看得到的，永远不会是全部。
每天上班的必经路上，有一栋红色的小楼，看起来有些老旧，有些上世纪小洋房的感觉。前段时间要搬家的时候，这栋楼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虽然老旧，但与之比邻的是朝阳区的CBD，再走一段路，就是时尚大厦。直到某次我再次路过驻足时，发现这栋楼上挂了许多外卖员的衣服，楼门口也停放了数辆外卖车，我才恍然大悟。
这栋楼不同于城中村，它并没有被高楼大厦裹挟其中，它只是安静地屹立在车水马龙的路口边，对照着对面紧密的写字楼，散发它独特的魅力与潮湿的霉味儿，如果没有进去过，你会觉得这里有种复古的浪漫气息。因为这次专题，我第一次真正踏进这栋楼，也第一次看到了在北京二环的另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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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后走到这栋楼的门口，赶上外卖员王硕刚刚收工，他提着大电瓶，带我上去参观他们的“寝室”。整栋楼充斥着汗味儿与霉味儿，再加上刚下过雨，楼里闷热又潮湿，扑面而来的异味让这栋楼的居民生活昭然若揭。说是生活，其实这栋楼里的每个人都与“生活”二字毫无瓜葛，免为其难可以称得上只是在“活着”。
一间十平米房的房租大概是两千到三千，算不上便宜，但这一间逼仄的出租屋里挤了八个人，屋里除了上下铺，便再没有多余的空间。房租平摊下来，每人每月不过是五百块钱，而他们的平均工资，是一个月八千到一万。
这个薪资水平其实与坐在写字楼里的普通白领差不了多少，而都市丽人们除掉买化妆品、衣服、社交外，几乎再无盈余；反观这些外卖员，每个月的生活成本大概在一千到两千，他们其实可以攒下不少钱，但没人想着用这些钱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起早贪黑，出租屋对于他们来说连短暂的家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个遮风挡雨的庇护所。我说他们没有“生活”，只是“活着”也在于此，因为房间太小，因为每天太累，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在乎这里的卫生环境，喝完的水瓶就堆积在床铺，睡醒就走，收工就睡。在这最繁华的地段，他们更像是一个个被收留的灵魂跑路的行尸走肉。
我与外卖员王硕交谈这些迷思，他说他们屋里住的这些人，赚钱都是有目的性的，几乎没人是为了自己在活着，除了他自己勉强还算是为了自己。王硕是这屋里年龄最小的，没有什么牵挂，前些年在老家做汽车内饰，也算有利可图，但现在新出厂的车几乎已经不再需要内饰了，他们这一行也便没了饭碗。
来北京送外卖，住进这栋楼，都是他的远方亲戚们口口相传的“生财之道”，王硕其实也没想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来送外卖，为什么要这么拼命赚钱，只是老家大部分走出去的年轻人都在这么做，他便也随波逐流。
他说大城市太繁华了，每天来往于三里屯的深夜，始终觉得没意思。我问他难道不会停下来看看里面跳钢管舞的吗？他说，“大家都是打工的，我不能给她们钱，自然也没必要去看，更何况，那不值得我的时间，有那几分钟，我还能多送几单”。我们已经聊得熟络，都在打趣他的性取向，他却用“我这么多年也攒够了老家买房的首付，准备回家娶媳妇啦”来回答我们。
他始终给人一种孤独的感觉，似乎是见证了孤独，就见不得繁华一般，想要逃离这里的繁华，回到最开始的地方扎根，不想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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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王硕上铺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哥，也是这屋里年龄最大的外卖员。大家都管他叫大杨。大杨本来是在工地搬砖的，打光棍儿到三十岁才娶了媳妇，得了一个儿子，宝贝的很。
大杨算是“老来得子”，一辈子没什么成就，但为了这个儿子，什么都豁得出去。他儿子倒是也争气，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从大杨的儿子上大学开始，大杨便来了北京，不是为了陪读，只是因为工地的人都说在北京送外卖赚得多，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大杨靠着送外卖，供着孩子读了三年大学。但从大杨来北京开始，几乎就没见过自己的儿子，哪怕儿子放寒暑假回老家，大杨也在北京风里来雨里去地送外卖，去年甚至连过年都没回去。
我们进到宿舍的时候，大杨正坐在床上发愁，他好奇地瞥了我们一眼，便继续看着手机叹气，旁若无人。王硕告诉我们，大杨的儿子想继续读研究生，大杨的媳妇儿在老家生了场大病，眼下钱根本不够，大杨陷入了“保大还是保小”的困顿之中。
王硕说，大杨只跟他们说过这些事情，却从未张口寻求帮助，他知道每个人都不容易。没人知晓大杨的最终选择，或许连他自己都找不到答案，但他们知道的是，大杨从得知消息的那天起，便是全屋每天走得最早、回来得最晚的人，甚至有几天，根本都没回来过。
大杨光着膀子，一身腱子肉，但脸上、手上全都布满岁月的痕迹，已然年迈。他没有生活，只是在活着，王硕说大杨不是在为自己活着，我们都没说话，或许当王硕回老家娶妻生子之后，他便也能理解大杨这样的“活法”，到底算不算是在为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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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谈话被楼道里的说话声打断，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性，对着电话另一边气愤地说着“合同、资金、赤字”这类的词语。如果不是因为他身着外卖工服，你怎么也不会把他与外卖员挂钩。
待他挂了电话，我上前表明来意，他脸上便泛起了笑容，像是对我们的到来期待已久一般。
我问他怎么称呼，他说过去别人都管他叫“刘总”，现在大部分人叫他“那个送外卖的”或者“外卖小哥”，他让我随便叫，都是只是个称呼，都一样。
老刘的普通话不是很好，带着南方口音。他说自己以前在广州开了个跨境电商公司，也算是个老板，但因为一些不能说的原因，公司倒闭破产，他也开始负债累累。
老刘算是来北京跑路的，因此也不能找一家公司去上班，只能用这种方式赚快钱还债。
他倒也实在，跟我们说了很多以前详细的事情，包括曾经与他公司对标的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某知名大企业。他说很久没有遇到能聊到一起的人了，所以才愿意说这么多，但不希望我们写出来这些内容，更不希望自己露面。
他觉得这一辈子值了，什么阶层的生活都体验过，什么世态炎凉也都经历过。他的账户余额从几个零到一个零，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老刘像是很久没跟人说过话，根本不需要我们提问或应和，他企图用这短暂的时间讲述他前半辈子所有的成就和落寞。
老刘在破产之后，用最后的钱逃到北京，在这栋楼里租了个单间，一次性交了两年的房租，然后买了辆电动车，改装，从零开始。他说在北京想要抢到单，改装电动车是他们的最后一张牌。由于电动车电机特有的构造，导致电动车具有比摩托车更大的提速空间，随便调整一下电动车的数据都比汽油车换飞轮锻造活塞等来得容易。经过加电池增电压的改装后，电动车的时速理论上可以提高到150甚至180公里，而且0到100的加速时间甚至只需要5-8秒……
老刘就这样，研究起了自己过去绝不会涉足的领域，并在速度与激情中开始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他也在逐渐习惯不到十块钱一份的盒饭，习惯别人叫他“送外卖的”，也习惯在这不隔音、脏乱差的小破楼里酣然入睡，他说在这一个人租单间，是他最后的体面。
我问他觉得最难的是什么？他说，在陌生的小区里找楼急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他像是被困在了一场限时闯关的游戏里，重复在无穷无尽的关卡里，难以找到最终的出口，那是他最难的时候，至于其他，早已无所谓，他想的只有快点多送几单，早日把钱还上。
在我们要走的时候，老刘提出加个微信，他笑着说“等我把钱还完了找机会请你们吃个饭，就当是感谢你们的倾听了”。
老刘的朋友圈只有几条转发的财政新闻，个性签名赫然写着：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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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卖员宿舍”出来，意外发现一楼一扇窗户上挂着的红色丝绸睡裙在这充斥着汗臭味的男性外卖员聚集地显得格外扎眼。
我们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这是一方禁地，就已被身后一男一女的嗔笑吸引。女性坐在停靠在楼门口的外卖车上乘凉，约摸着年近四十，却也风韵犹存，皮肤水润；男性已然头发花白，穿着一身带有汗渍的外卖制服，像是刚刚收工回来。俩人之间刻意隔出了一条人行道，不断打趣说笑，带点难进难退的踟蹰。他们一定不是一对夫妻。
待那男性走后，我上前去与这容貌姣好的大姐聊天。周围人都管她叫“花姐”，她指了指那个挂着红色睡裙的窗户，告诉我她住在那里。
我只试着问她关于这栋楼里外卖员的故事，没想到对答如流。花姐知道这栋楼里每一个房间都住着哪些外卖员，知道他们都是分别几点出门、几点收工，知道楼上的谁今天送餐的时候又摔了一跤，甚至能知道这栋楼里今天的“送单王”花落谁家。
她一开始讲述楼里外卖员的辛酸故事，就好像合不上话匣。而在这过程中，我竟发觉她是迷人的，我甚至认为她可能是这栋楼里大部分人的精神食粮。她好像与这里格格不入，却又掌控着这栋楼里的一举一动。
外卖员的内卷与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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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飞又跟时尚大厦楼下的保安嚷嚷起来了，和保安较劲，跟超速、违章一样是他们每天的家常便饭。刘飞一副急脾气，两三句说不痛快就起高腔，但保安有的是时间，他没有。他只好打电话让人下楼取餐。刘飞和同事张帅今天俩人加起来的单量，也没赶上他们的同组第一。天气正阴，落了点雨，俩人干脆坐在路边的树下抽着烟刷起了抖音。
刘飞隶属于某片区团队，说起自己团队骑士的身份，刘飞有点骄傲，这让他切实有了“单位”的感觉，每天早上八点固定的晨会，有人调度、有人坐镇后方派单，同事之间忙不过来了就互相转单帮忙。这种团队的归属感，在刘飞过去的打工生涯里从没有过。
在河北老家的工地上，刘飞搬了两年砖，身体吃不动后，转行开叉车，但无一例外，这都是给别人打工，稍有差池，等着自己的就是包工头的一顿唾沫。刘飞没怎么上过学，知道自己这辈子都是干体力活儿的命，但他脑子活泛。前几年外卖行业刚刚兴起，他敏锐地发现，同为体力活儿，之间亦有差距。
“别瞧不起体力活儿，体力活儿也有职业选择规划，选对了人生也会发生变化。”刘飞选择在外卖最火热的那几年成为骑手，但成为的是百度外卖骑手。百度自己也算不到自家的外卖产业会被收购，刘飞更算不到。在经历了一阵动荡的外卖洗牌大潮后，刘飞由红转蓝，直到今天。
二十八岁的刘飞也有压力，他坦言这几年赚的就是彩礼钱，赚够了就回老家。我们八卦的问了句，女朋友在老家等你呢？漂亮吗？刘飞一脸懵：啊？我还没对象啊。
这种压力似乎没有在刘飞身上起太大效用，他和同事看着雨一时半会停不了，决定今天不干了，直接回家。他俩今天只完成了当天的基本量，随后选择躺平。这一点上，他跟那些“单位”里摸鱼的上班族，确实非常相似。不过跑外卖三年多，刘飞的彩礼钱赚得其实也差不多了，目前只差一个老婆。
在准备走时，刘飞炫耀般地用他老辣的眼光指着远处一个外卖员跟我们科普：你看那种的是众包的，送的一般都是没有品牌的小快餐。无组织无纪律，到地儿了把餐一搁人就溜了，也不送人手上。对于那些散兵游勇般的众包骑士，刘飞眼里总是充满了不屑，这种势不两立的态度，也大多因为摸鱼的刘飞总觉得众包骑手在抢他的单子。
他一个坏笑：“我今儿中午在家点外卖，刚给了一个众包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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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D，中午又有一单被给差评了，下着大雨就超了两分钟，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唉。”老陈还没走近我们时，我们就听到他跟妻子的这句抱怨。
老陈钻过幽深的胡同，点上一支烟调整了一下情绪，妻子则站在几米外的胡同口等候。一打听，才知道老陈本打算先载妻子去上班，他带着点儿得意的口吻：“我媳妇儿在央视上班！”他指了指远处“就那个大裤衩儿。”
近看老陈才发现他头盔下面冒出的一丝白，51岁的他在外卖骑士中已经算是高龄。而他和其他骑手比起来，年龄只是最小的那个差别。北京的十字路口每天都在上演着生死极速，老陈是这支超速大军里不折不扣的异类。他不违规、不超速也不闯红灯，每次看到身边的各色同行一个个追上他，掠过他，超越他，心中复杂。
没有孩子之前，一辆二八大杠也能跟行人争个三四五六的老陈，在有了小陈之后，少年脾性和身体机能一并渐渐消退。和妻子在河南老家做着小本生意的他，为了让小陈能吃上好饭考个大学，开始谋划一场迁徙。
攒了点本钱的夫妻俩花了三天时间下定决心，来北京做干果生意。但二人显然低估了北京的残酷，没几年干果的生意就黄了摊，亏了一大笔钱。欠了一屁股债的老陈靠着做生意结识的人脉，搞到了一个京牌，准备开滴滴还钱，与此同时，妻子也找了份央视的活儿——二人还得供在河北念大学的小陈学费。
就在去年，小陈从河北的那所专科学校毕业了，老陈夫妻俩本以为小陈能争口气在河北找个工作。但直到如今，小陈依然处于“混吃等死”的状态。无奈之下，老陈把四轮换成两轮，成为了一名众包外卖骑士。“累当然是更累了，但是拼一把比跑滴滴挣得多，成本也低。”就这样，老陈一家跟当代家庭的现状反了过来——父母在北漂，孩子在安逸的小城市过上了“晚年生活”。
聊到最后，胡同口的老陈妻子已经不在了。我们问老陈要不要去找她，会不会耽误她上班。老陈叹了口气跟我们交了底：“唉她自己也能去，其实她是在央视做后勤，干清洁的。”他跨上了电动车，低声补了句，“其实我们干的都不是什么体面的工作。”我说，没有什么体面不体面的，咱们都一样，都是在养家糊口嘛。
老陈笑了笑，没有说话。那辆电动车没有像其他车一样拆掉限速，老陈离开的时候，依旧开得很慢很慢。
表里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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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慢悠悠的电动车让我想起了曾经见过的一名“赛车手”，两人长得有点儿像，但年龄差距很大，车速差距更大。
第一次见到高赛，是在通惠河边，那是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他穿着赛车服，慵懒地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身旁停靠着一辆大约值三十万的摩托车。
一辆三十万的摩托车在这一带不算稀奇，毕竟高碑店附近玩车的大有人在，但这辆车与众不同的是，后面架了个外卖箱。
高赛说从很早开始，他心中就一直藏着一个赛车手的梦。
他学历不是特别高，但因为聪明、点子多，早几年在北京的几个广告公司里干过策划编辑这类的工作。居住在城市里，能让高赛觉得自由的瞬间并不多，那段时间，他被困在工作与社交的一亩三分地之中，感受到的只有重复与疲惫。
高赛偶尔在工作时瞥一眼窗外风驰电掣的外卖员，坐在办公室里，西装革履的他竟然越来越向往那些在马路上奔波的外卖员生活。
他想骑车，想把一天中一大半的时间都用来骑车。很快，高赛辞职、买车、注册成为外卖员，一气呵成，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密谋已久”。
很多人会问他，怎么不直接去当赛车手呢？他总是回答“我现在送外卖，每接一单就是一场限时赛，人烟稀少的大马路就是最好的赛场啊！”但其实他自己知道，摩托车是贷款买来的，既能挣到钱，又能时时刻刻骑车的工作，也就是外卖员了。
除了高赛自己，所有听到这段故事的人都觉得难以置信，但高赛觉得他已经实现了自己半个赛车手的梦想。
他可以骑着自己心爱的坐骑，在一个个拥堵的路段把你能想到的交通法规统统践踏一遍，钻进几辆汽车的缝隙间绕出美丽的弧度，并且不顾红灯高照，骄傲地逆行到对岸。
他与别的外卖员目的不同，却心照不宣地有着同样的行为。尽管不知道意外和订单哪个先到来，他们都带着满身的风尘泥泞，穿越行街。对于其他外卖员来说，那些争分夺秒的惊险行为代表一单又一单的收入，而对于高赛来说，那代表的更多是完成一场又一场限时赛。
可惜，这样的“痛快”日子没过太久，就遇上了疫情。单量在逐渐减少，没有单的时候高赛便在河边放空，只因为不能白白上路耗油。眼看着一单单跑来的钱补不上贷款的漏洞，高赛动摇了，却得知之前工作的公司已然因为疫情倒闭。那段时间的北京，每天都有公司在倒闭，每天也都有人在失业，高赛已经选择了这条路，却没想到再回头是这么困难。
我与高赛只有过那一面之缘，甚至连联系方式都没有留下。一年之后，我做这个选题想去找他的时候，却再也没在那个河边遇到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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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百分之九十九的外卖员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上演生死时速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钱，那小蓝一定是那别具一格的百分之一。他不为钱，甚至他讨厌钱，他是一个反消费主义者。
在常营一带的免费停车场里，有很多住在车里的人，其中不乏有不愿回家的中年滴滴司机、有节约成本的外卖小哥、有跑路躲债的破产老板，这些人的车有个共性——脏乱破旧，一眼就能看出这不过就是个短暂性的“委曲求全式生活空间”。而小蓝的车不一样，整洁、温馨，因为他的车就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家”。
他带我参观了车上的每一处神秘设施，却没邀请我上车坐坐，确实，这就好比客人来你家玩，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客人坐你的床上一样。我们就站在车外，听小蓝娓娓道来他的传奇经历。
小蓝从小就比较喜欢露营生活，骑车去西藏是他十二岁就完成了的事情。因为在外面的时间太久了，他开始不再适应睡在床上，即使在家里，他也要以地为席。小蓝的哥哥跟他是同道中人，俩人从便宜的渠道买到车，再一点一点自己改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辆车，其实早已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小蓝的愿望是开着这辆车去中东，所以在改装车的时候就在前部包了防弹层，但可惜这个计划至今还没实现，而他也停留在了北京。他的身份有很多，摄影师算是其中之一，也因为这一“便利”，他的车里很多东西都是拍摄现场没人要的道具，而相机这类的刚需，永远都是接手别人淘汰的二手。
他的生活不能用清贫与否来评价，因为如果用我们的标准来看，他没多缺钱，只是在抵触消费罢了，每个人的追求不同。当问及他为什么要送外卖，他说“因为寂寞，因为不想二十四小时都在车里”。
没有拍摄的时候，小蓝大部分时间都在车里度过，他的车常年停靠在这棵大树下面，久而久之，路过乘凉的清洁工大妈、附近居住的邻居大爷、小憩之中等待接单的外卖小哥，都成了这里的“常客”。小蓝跟他们聊天之余，发觉外卖小哥是个自由的职业——可以到处跑，见很多的人。小蓝的车没有进京证，几乎只能在四五环外画地为牢，所以他开始羡慕外卖员，或者说羡慕外卖员的电动车。
我们消费着这个时代，也在被这个时代消费。反消费主义者最终还是消费了，他花了几百块买了辆N手电动车，这是他这一年里花得最多的一笔钱，但他很自洽，认为这是一笔值得花的钱。
小蓝给自己的身份属性又加了一项，他现在是是兼职的众包外卖员，闲暇之余，便接上一单，从车里出来，上另一辆车。
听他说，去中东仍在计划之内，但送外卖会送到哪一天就停下来，他自己也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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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表里不一”的外卖员，是小蓝老家的一个人尽皆知的狠角儿——大怪。
进入外卖这个行当之前，大怪是帮人看沙厂的。他自认为从没做过违法乱纪的事情，偶尔和别的沙厂主起了冲突，也只是聚在一起比比谁的人更多，从没动过刀枪。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大怪当场把衣服脱了，指着后背说：“你看我这闭眼关公，一道划痕都没有！”
沙厂被勒令关停后，他来到了姐夫的饭庄打工，负责安保和打杂。中午时段，还会帮忙送外卖。如果订单过远，或附近没有骑士，店家就会选择“商家自行配送”。而大怪负责的，就是这一类“鸡肋订单”。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外卖员一单提五元，而他只有三元，顿时生出了一股无名火。在描述那种情绪时，大怪形容道：就像孙悟空知道自己被封了弼马温一样。
大闹一场之后，他也去专职送外卖了。因为多多少少算是在道上混过的，大怪在外卖江湖里特别吃香。无论黄的蓝的，见了它都要行个注目礼。也许是被这股子侠义气势给裹挟了，他外卖送得没什么起色，反倒是又机缘巧合地干回了老本行。
如果外卖小哥被外包公司克扣了工资，或是和某小区物业起了冲突，大怪就会带上几个精壮小伙儿找过去。不拿刀也不拿棍，单拎着一把U型锁。完事儿之后的酬劳，有时是一包烟，有时是一场酒。多或少，全看这次出马的收获。名气打响了之后，很多资金纠纷一个电话就能解决。
对于外卖员来说，大怪是守护神。但在外包老板看来，他就是个甩不脱的瘟神。“这个人怪得很，只讲义气不讲理！”这是一位饿了么站长对大怪的评价。工装损坏后要退押金的，订单量不够要基础工资的，电瓶被偷要老板赔的……有些明显不合理的诉求，大怪一样会帮着斡旋一番。讲道理讲不过了，他通常会上前一步：“老板你是赚大钱的，手指头缝漏一点出来，不就有了吗？”然后在对方肩膀上重重拍一下。半礼半兵，实在是让人无法拒绝。
遥想起当年在沙厂里摸爬滚打时，邻里都觉得大怪不着调。虽然现如今还是在“罩场子”，但是再也没有人在背后嚼舌根了。没赚着几个钱倒是不假，但身份从“阿怪”升级成了“怪哥”。前年还因为帮外地打工仔讨薪，上了当地的社会新闻。唯一让他略感不爽的是，背上的关公被打了马赛克。
但即便是他，也有搞不定的事情。大怪吃的第一次瘪，是找一个恶意差评的顾客讨要说法。见面的一瞬间对方就认怂了，当场给客服打电话申请撤销评价。可折腾了二十分钟也没搞定，反倒是把民警等来了。审了仨小时不说，差评还没撤掉。从那之后，大怪就再也不接和差评有关的赏金任务了。
“以前他们说我不是个好人，现在说我不像个好人。多有意思！”几个跟他混的小伙计曾怂恿大怪：“哥，你自己干外包得了，兄弟们跟着你混！”大怪只是摇摇头，啥也没说。他知道那些个被骂了千百遍的众包老板，对朋友应该也挺仗义的。
人人都有十五分钟的成名时间
外卖员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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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怪在小城市的西边儿撑起了那片外卖员的小天地，高治晓在北京试图为全国所有外卖小哥伸张正义。
2004年，17岁的高治晓赶上“北漂热”，跟随堂哥从老家宁夏固原一路奔波到北京。年轻的时候大家都爱做梦，高治晓的梦朴素且纯粹——在大城市里出人头地。彼时的他身无长物，连在老家都还没出人头地。然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16年后他会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直接漂洋过海地“出人头地”一把。
高治晓刚到北京那年，服务员还算是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他不敢停歇，连天安门都没顾上去就应聘了一家小饭馆的服务员，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跟餐饮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服务员往上干了八九年，资历足够的高治晓面临一次转型，“从管理岗”和“技术岗”中选择了后者——餐厅的掌勺大厨。
也是那几年开始，外卖开始冒头。有一次，高治晓在跟人闲聊的时候听说送外卖比他这个大厨赚得还多，“外卖”这俩字成了他心里的痒痒挠。
颠勺累了几年胳膊的高治晓，最后还是选择歇歇上肢累累腿，辞职开始跑外卖，这一跑就是五年。送外卖确实让他攒了点儿钱，四肢都累了的高治晓头脑里开始浮现当年的初衷，他觉得自己“出人头地”的时机到了，便拿着这笔钱去福建开了家川菜馆，自己当了小老板，四肢轻松。
一个宁夏人在福建开了家川菜馆，最后的结局毋庸赘述，高治晓下海失败，又再度回北京送起了外卖。我问他是不是对北京有某种执念？他说：“全国各地优秀的人才都在北京，精英荟萃，在北京能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能有更多机会。”这话可能会让很多人难以理解，送外卖会遇到伯乐吗？送外卖能有什么机会？或者说送外卖需要什么机会？
2020年3月，高治晓口中的“机会”像个外卖一样，送到了正在五道口送外卖的他面前——一份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拍摄邀请。被称作“宇宙中心”的五道口，也成了他人生高光的中心。
但这个“机会”始终让高治晓略感惭愧，因为在疫情期间做了些举手之劳，便被当做榜样报道，“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我身边的外卖小哥也都在做，只是我被看到了，其实不足挂齿。”封面高光之下的高治晓，言行间依然是一个谦卑、淳朴的普通人。
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并没有让高治晓的生活变得更好，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围绕他，甚至不远万里跑到他的老家。要知道，在此之前，高治晓都没听说过《时代周刊》，他每天蜂鸟般的生活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对一个外卖骑手来说，时间就是金钱，采访要花时间，因此采访就约等于亏钱。他发现，这跟他最初想象的“出人头地”好像不太一样。
再加上一直缠绕心头的那一丝惭愧，高治晓总觉得自己既然“侥幸”出人头地，那除了送外卖之外，似乎还得“多干点”什么。
早上八点，当其他同行在外卖站点开例会时，高治晓在别处正开着一些他这辈子也没想到会参与的会：北京市委宣传部宣讲会、应急管理部座谈会、新青年代表会……抽空还要去《星光大道》、《夕阳红》等录制节目。从高治晓的朋友圈能看得出他很忙碌，跟外卖员不一样的忙碌。但见到他时，黝黑的皮肤、脸上晒出的口罩印记、身上的油烟味儿告诉我们，这依然是一名味道正宗的外卖骑士。
在开了一些闻所未闻的会后，高治晓也慢慢成了外卖小哥的代言人，职能类似外卖界的“人大代表”。老本行当然也要干，但除了取餐送餐，他手里又多了份更重要的东西要送——同行们的困难、意见和建议。就像“让懂球的人管足球”，身为骑手的他还成立了“骑手之家”公益组织，除了生活上能互帮互助，还能减轻漂泊的孤独，这些感同身受的东西，在当年都没少让他吃苦头。
高治晓在提到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时，只说了那是他人生的高光点，而在说到上面这些“多干点”的事儿时，他明白了这叫“使命感”。而这些，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踏踏实实的“出人头地”。
我只想和她们一样
Tips:大概从两年前开始，送餐电话的那头不再只有男声，开门后的倩影也越来越多。去年发布的某份行业报告中显示，中国目前约有1000万外卖骑士，女性占据了其中的13%。且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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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高治晓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涯，而那一年，孙雨婷开始过上了留守儿童的日子。
十几年前开始，孙雨婷的爸妈就去了广东打工，二人交错回乡，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一家连过年都不能团聚。
去年孙雨婷考上了一所海淀区的二本院校。开学之前，她去了一趟珠海，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爸妈工作的地方——父亲在一处电子配件厂打工，母亲则在中山大学附近拉着小推车卖小吃。婷婷逗留了几天，父母基本都是半夜回家。
在爸妈为她交了第一年学费后，婷婷决定不再花他们的钱。背着同学，她去注册成了一名兼职的众包骑手。一周有三天满课，其余的两个半天和周末，她就在中关村的一座座楼宇间穿梭来回，在一台台电梯里上上下下。除了遇上例假，从未有过例外。
与同龄人的比较和落差，是孙雨婷心里始终过不去的一道坎儿。尤其是当她看到室友跟她男友去那家人均一千的旋转餐厅吃饭时；尤其是当她接到其他学校的单，看到手里动辄近一百块的绿油油的瘦身餐，从另一个同龄的女孩手中接过去时。
除了最要好的一个闺蜜，婷婷所有的同学都不知道这个隐藏身份。她的自尊心让她不允许这身扎眼的衣服出现在自己学校方圆二里地之内。每天上班和下班前，她都会在学校1公里之外的一个公厕内“变装”，她的包里随身带着香水，以掩盖一天下来身上挥之不去的饭味。虽然回到宿舍，其他室友琳琅满目的护肤品和香水的味道已经为她上了一层天然的防护。
一份兼职的骑手工作，再加上婷婷自己的严格要求，一个月4000多块的收入早就足够自己的生活费，剩下的钱，婷婷都用来“融入自己的同学”。今年6.18那几天，婷婷少有的放下了手里的活儿，定好表，去直播间蹲着，为未来几个月的护肤品做储备。室友的生日或者偶尔的出门聚餐，她也从不吝啬几百块的礼物和饭钱。
“和她们一样”，慢慢地成了婷婷继续送外卖的动力。
和婷婷聊完的时候，她也准备收工回学校。我们目睹了她摘下头盔和口罩后的样子，她的皮肤很好，手臂在冰袖的保护下也依然白皙。在附近的公厕换完装后，彻底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大学生。
“啊呀，差点忘了。”她把手机上的骑手端app设置了隐藏，并关闭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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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大学的校园里总是在心照不宣地暗自攀比，在稍微小一点的城市，有些大学的操场甚至都成了跑车的停车场。
“我爸是送外卖的”，甜甜在奔驰ML350的驾驶座上，点了根烟，缓缓说出了这句话。在准备讲述这段故事之前，她刻意调低了音响声，关上了车窗，企图把这段故事封存在这狭小的密闭空间。
甜甜曾经像大部分我们见过的富二代一样，眼里除了钱什么都容不下。大学时期，她便常常故意开着跑车到学校里招摇过市，驾驶过的道路，留下的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声，就是别人看着她的尾灯“羡慕”地说一句“不是二奶就是土大款”。
在那个年代，“土大款”一词出现的频率颇高，因为有钱的大多都是一夜暴富又没什么文化的人，甜甜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自己家的地皮下面被发现潜藏着矿产资源，开采的过程中又挖出了古董。甜甜的父亲没有选择上缴，而是私自转手卖了，这一卖，加之开矿赚取的钱，让甜甜穿金戴银活了二十年。
后来，矿资源被榨干，那一批“土大款”无法再坐吃山空。聪明的人用手里仅余的钱开发房地产等生意，其余像甜甜爸爸那样没有什么经济头脑的人，在花光存款之后，便一夜变回了普通人，像极了曾经一夜暴富，都是在一瞬间，彻底改头换面。
但这一切甜甜当时并不知情，她只发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零花钱变少了许多，在问自己老爹索要新包的时候总会被臭骂一通，父女之间的关系从那时起开始变得冷冰冰。甜甜无数次给自己的老爸打电话要钱，电话那头总是传来嘈杂的声音，和一句“在外面忙”就匆匆挂断。
直到有一次，甜甜在当地市中心的高级酒店里点了顿一千块的外卖，开门时，意外发现眼前外卖员的脸是如此熟悉，却也陌生。父女二人心照不宣地装作不认识，接过外卖，关上门。我们想象不到当时他们的心情分别如何，但在那一分钟过后，这对父女几乎断绝了联系。
再后来，甜甜的父亲依旧送着外卖，但甜甜再也没问自己的父亲要过钱，她去做了外围，继续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她的生活好像跟以前没什么变化，但其实，变化很大。
大学是年轻创业人士的圣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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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男和甜甜算是同一届的大学生，俩人曾经都在三线城市的某大学读书，只是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帅男这前半辈子，始终在围着外卖转。
大学第一年，他在老乡会里笼络了一批同学开始创业。说白了，就是骑着三轮车帮同学们打早饭。下楼自取收两元，送到床头收三元，4楼和5楼多收五角。团队最辉煌的时候，帅男名下有五辆三轮车。在其他同学开数码店、零食店赔到叫苦不迭时，他这个外卖站站长用三年赚到了三十万。
毕业后，帅男成了校外人员，老本行是不能再干了。随后，他很快在母校外面盘了一家快炒店。又雇了一个厨子、一个帮厨和三个配送员，取名“和尚快送”。每天营业额在四千到六千之间徘徊，可惜风光了没多久，美团来了。
亲历过的人，都知道那段时间的外卖江湖有多疯狂。点一套相当体面的双人餐，不会超过十元钱。忍了不到两个星期，帅男就知道完蛋了。“我花五千请的厨师都开始点外卖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
当年一边圈地一边撒钱的美团，颇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魄，但拧巴的帅男还是不想认命。决意干外卖片区代理时，他在饿了么和百度之间抉择再三，最终加入了后者，理由是“百度是个大品牌”。所以，这又是另一个悲惨故事的开端。
屡次碰壁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人微言轻，最终决定和美团“单方面和解”。从头再来时，他成了一名美团骑士。在一线挣扎的三年里，他拿过单王的奖金，也吃过超速罚单，还因为做好事上过当地社会新闻。去年年末，他终于又爬了上来，盘下了一个外包站点。
如果说之前的一切遭遇，都是因为时运不济。那选择片区的这招臭棋，更像是帅男自己的问题。在和上一任代理商交涉时，他窃喜自己捡到了一片风水宝地。这里是市政今年规划的重点区域，高入住率的楼盘至少有四个，客源无疑是十分丰沛的。可等他真正接手之后才发现，单量之稀少令人错愕。有一瞬间他甚至怀疑自己是楚门，被几万人联手给骗了。
在得到了一位业内前辈的指点后，他才意识到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片区域里确实有很多张嗷嗷待哺的嘴，但餐饮店却少之又少。而系统给外卖员派单时，会优先选择距离商家最近的骑士。餐饮、娱乐之类的配套设施不完善，是新楼盘区域最常见的问题。帅男犯的错误，就像是守着商场的出口发宣传单，低级且致命。
眼看毕业已经十多年了，他又兜兜转转做回了“站长”，还是一个失败的站长。帅男是个挺拧巴的人，他虽不认命，却非常信命。在聊到这些年的沉浮时，他相信自己之所以闲不下来，是因为属马——这种生物连睡觉都是站着的。他相信只有玩命，才能改命。但唯一解释不通的是，为何那些一觉睡到十二点的室友们，都过上了岁月静好的日子？
前几日和朋友聚餐时，邻桌突然传来一声“和尚别送！”帅男一下子梦回当年的“和尚快送”，整个人都有点恍惚了。
“你看我现在，转运珠也戴上了，貔貅也戴上了。运气这东西，就是轮也该轮到我了吧！”而他现阶段唯一的寄托，就是政府办公大楼真的可以动迁到南边来。到那时，餐饮也许会遍地开花吧。
十年前外卖来袭时，“和尚快送”撑了十多天。这一次，帅男可以坚持多久呢？祝福他吧。
关于外卖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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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男在的那个片区，有一片城中村，胖儿家在那块有一座老宅。拆迁后，胖儿全家分了四百多个平方。爹妈还在选户型的时候，他一个人住进了安康医院。在自述中，胖儿坚信自己的抑郁症和童年经历有关。父亲酗酒后暴怒，母亲输牌后也暴怒，没人在乎一听见开门声就筛糠的他。
现在父母都改邪归正了，可他始终走不出来。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和父母谈了谈，还要被揶揄：“多大个人了，这么点事儿放不下？”住院的这一个月里，他骗二老是去朋友家收麦子了。直到出院，父母也没打来过一个电话。表面上他是个独子，实际来看更像个犊子。
出院之后，胖儿的情绪稳定多了。配合药物治疗，正常社交没什么问题，但上班还是够呛。每到夜里睡不着时，他就喜欢骑着小踏板满街溜达。见了太多风尘仆仆的外卖小哥后，也就自然而然加入了这支队伍。
比起同行的电摩，胖儿的五羊小踏板在续航上占尽优势，所以经常能抢到跨区的超远程单子。每次从高新区返程时，都会经过一座大桥。骑到桥中间时，胖儿就会停下来点一颗烟望向远方漆黑的楼宇。四下无人，仿佛全世界只有自己还醒着。直到有一天，他在这儿遇见了一个想跳桥的姑娘。
姑娘的微信名是英文字母“J”，胖儿喜欢叫她“小勾儿”。小勾儿想不开，都怪家里人太偏爱妹妹了。这次争吵的导火索，是因为她给妈妈买的银镯子，出现在了妹妹的朋友圈自拍里。吵到最后，勾妈甚至放出狠话：“多少钱！我给你行不行？”
“这是钱的事儿吗？”胖儿知道当然不是。当天晚上，两人顶着四排路灯一直聊到天色渐白，抽光了身上的每一根华子。二人奋力地控诉父辈的不是，一颗荷包蛋、一本水浒卡、一只猫，父母的一桩桩罪状，都被从记忆最深处薅了出来。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掏心掏肺的感觉了，胖儿觉得自己和勾儿是一路人。在全城最孤独的桥头上，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不那么孤独了。“不是我救了她，是她救了我。”
一夜过后，他和勾儿又变成了陌路，朋友圈只点赞不留言的那种陌路。胖儿萌生了写一本小说的想法，但始终未能成行。他隐约记得大学时外联社的一位学姐告诉他：“表达欲，是一个人活着的最有力证明。”
从那之后，他养成了跑完长单先在桥上转一圈的习惯。看见独处的就想过去问问“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吗？”因为这还挨过一顿揍。可惜又可喜的是，轻生的一个也没找到，躲在桥下野合的倒是有不少。
最近，胖儿又迷上了UU跑腿。凌晨零点到四点间，跑腿的单子很少，可一旦接到必然是紧急事态。他帮买最多的东西，是儿童退烧药和避孕工具。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现在胖儿骑着车送货时，总会幻想着背后坐着一言不发的小勾儿，小勾儿的怀里抱着外卖箱。就像那天清晨，他把她送回家时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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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儿的幻想在这世界上的另一个人身上，好像很容易实现，你永远琢磨不透丘比特的箭会往谁身上射。
那天，是一个叫绮绮的女孩最绝望的一天。被开除、被劈腿、被催缴房租，这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在逼仄的出租屋里接连被告知这一系列噩耗。在崩溃的边缘，她用自己账户里的最后一点钱，点了一份红丝绒蛋糕，听说吃甜品能让人心情好一些，而红色，或许能代表好运。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开门之后，门口的外卖小哥除了递上那份红丝绒蛋糕，还有一杯当时在当地最贵的奶茶。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送外卖，你正好是我送的第1000单，也是最后一单，我想有些仪式感。看你点的是甜品，想着甜品配奶茶会更好，送给你，祝你生活愉快”。说罢，外卖小哥便扭头就走了，绮绮愣了神，跑到窗户边，看到那个外卖员一下楼就扔掉了外卖帽子和外卖箱，舒了口气，骑着车驶向远方。
绮绮看着窗外，喝下了那杯奶茶，她觉得那是她喝过最好喝的一杯，这当然跟贵没什么关系。那些噩耗、烦恼，竟也随着那杯奶茶下肚，她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
后来，她通过外卖平台找到了那位小哥的联系方式，并发信息道谢。那只不过是一杯普通的奶茶，对那个外卖员来说，那杯奶茶完成了一场正式的仪式感；而对于绮绮，说那杯奶茶拯救了她也不为过。
“再后来呢”？
“再后来？哈哈哈，”绮绮摸着自己微隆起的肚子，满脸幸福。
我给胖儿讲了绮绮的故事，胖儿说“这个世界真奇妙，如果那天我给小勾儿送杯奶茶，而不是和她在桥上喂了一宿蚊子，是不是我们也有可能……”
好的诗人凤毛麟角
在外卖员的情怀中却俯拾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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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夏天，时任主编决定组织一次团建，带大伙儿放松心情。我们来到了四川的麓湖度假村，老板跟主编相熟，请我们来作客。我在那儿认识了外卖骑士小粟。
当时麓湖生态城刚建成没多久，离成都市中心也不近。那里的一切都好，就是过了饭点儿就很难吃上东西。毕竟编辑吃不饱喝不足，晚上就没法熬夜写稿了。能救我们命的只有外卖骑士。不巧的是，那天晚上下起了暴雨。
我们点了一家能配送到这儿的披萨，小粟是跑这单的那个倒霉蛋。5公里的距离，显示1小时10分钟送达，我们做好了时间翻倍的心理预期。小粟比预想中更快的到了麓湖生态城附近，但我们心里很清楚，这单对外卖员的试炼才刚刚开始。
麓湖生态城刚刚建成不久，园区很多建筑还在施工，很多道路没有开放，坑洼的沙土在暴雨的洗刷下化为泥潭。举个例子，我们的住处到餐厅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但我们必须百转千折，绕整个湖半圈加马场三分之一圈才能走到，耗时约35分钟。此时此刻，暴雨中的麓湖生态城易守难攻，外人想进来，起码两个小时起步，更不用说是在暴雨之夜。对了，地图导航也统统失灵，这里的地图并没有更新。
“到了一个湖边，旁边有个红色的雕塑。”
“我现在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有马粪味儿。”
“稍等，我掉进个泥坑里，路实在太黑了。”
“我好像又回到大门口了……”
就这样，小粟每隔10分钟给我们报一次点，后来还加了微信共享位置。这场宛如大逃杀一般旷日持久的送餐之旅，持续了3个多小时，我们终于见到了小粟。
小粟原本的黄色的工装已经“战损”，蜕变为黄底棕色斑点。没等我们道句辛苦，小粟先来了一句：“WOC，好爽！
我们把他招呼进屋里，先让他擦了擦衣服，给他倒上了一杯热茶。披萨当然已经凉透了，而大家也已经饿过了劲。于是大伙儿就坐在客厅里和小粟聊天。
三个小时，恶劣天气一单只加1块钱，这对小粟来说显然是亏到不能再亏的买卖。但他表现出来的状态却完全是乐在其中，3个小时的通话里我们已经达到了忍耐的极限，他却没有一丝不耐烦。小粟说，他这个人有点变态，越是恶劣天气，越是远，他越是激动。说好听了是乐于挑战，说难听了就是喜欢受虐。99%的骑手遇到这种单，都是拒接等流单的。他欣喜地告诉我们，这一单也破了他的配送时长记录，他还透露了不少这三个小时中的细节。
譬如，在走到马场的时候，小粟发现早已超时，于是摸了会鱼。他循着马粪的味道，想看看这些马究竟在干什么，他甚至当时在想，有没有可能骑着马来到我们面前，那样他就真的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骑士”。
又绕回麓湖生态城门口的时候，他还掏出手机和大门来了一张自拍合影。雨越下越大，他干脆摘下帽子和头盔，淋着雨赶路。理由是“这样很爽”。
如果不是小粟家里有个等他回去的人，我们甚至想留他在这儿过夜。毕竟这么晚了不可能再继续跑单，最关键的是，从这儿出去，又不知道要走多久……临别前，我们再次跟小粟道谢，并让他到家了微信说一声，此时已经是夜里1点，当然，我们给了他一个好评。
凌晨三点五十，小粟发来了微信：兄弟，到家了。
那晚我们戏谑地说小粟的心态像个诗人，恶略天气在他看来反倒是浪漫。小粟说他没读过几本书，这种我们认定的浪漫情怀，大多是跟自己的师傅王六子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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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到王六子时，我们一致觉得他更像一个快递员，而且是只发不收的那种。衣着朴素，木讷寡言，有人堵路时能按喇叭绝不开口。听到我这么说时，他突然咧嘴一笑：“快递啊，我干了七年。加上跑运输，一共十二年。”
因为他不愿意细聊的原因，王大叔一辈子没有结婚，但是养大了哥哥留下的两个女儿。大嫂嫌家里穷苦，跟着卖化肥的跑了，大哥一气之下喝了农药。就在一家人商量着让哪个亲戚把孩子领走时，他头脑一热，说：“我们养。”
他说的“我们”，是他和他爸。一个送快递，一个放羊，都是光棍汉。这个家庭组成看起来很粗糙，但俩孩子很少受委屈。大侄女上一年级时，村里有面包车改装的野生校车。但她坐了一个月，愣是没坐过一次座位。老爷子气不过，把羊一卖，换了台三轮车亲自接送。
变故发生在2016年冬天。小侄女淘气摔断了手腕，爷爷带她看病时又把自己的胯骨摔裂了。医院方面很通情达理，把爷孙俩安排在了同一个病房。但快递站就没这么好说话了，断断续续请了第五天假之后，王大叔被开了。
因为年逾七十且只有新农合，医院建议把老人拉回家保守治疗。老年人一旦不能下床，就离吃席不远了。躺了半年后，安然去世。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老王死在了春夏之交，没有被夏季的褥疮和蚊蝇折磨过。
在父亲去世之前，王叔就开始送外卖了。对他来说，这工作最大的好处是自由，白天有足够的时间接送小侄女——老大已经住校了。而且送众包的话，晚上有很多远距离的宵夜单，配送费二三十元是常有的事。但是过了半年他才知道，大额订单其实并不多，只不过是其他几个骑手都转给他了。
“大家知道我的处境，所以愿意这样帮我。我接触过的行业不多，好像只有送外卖时，我们这种人才不会被欺负。”在被问及“我们这种人”是什么意思时，他抿着嘴思考了一会儿，掰着指头说：“没钱的人，倒大霉的人，不会来事儿的人。”
虽然自认为不会来事儿，但送了这么些年外卖，他还是总结下来了一些道道儿。比如白天的长距离单子不要抢，因为堵车后容易超时。进不去小区时尽量和年轻的门卫交流，老头反而更喜欢为难老头。“我觉得，保安是最简单的一类人。他们对你的看法，都写在脸上了。看到我这种五十多岁送外卖的，有人觉得你肯定有难言之隐，但也有人觉得你该。”
在交谈的最后，我们象征性地问了一个很客套的问题：“对明天有什么规划吗？”没想到王叔听完变得非常激动，双手的动作就像在掂一个大西瓜：“我都五十了，我还在送外卖，我能有什么规划？我就是要搞钱啊，兄弟。没钱的日子太难了，太难了。”
直到最后，他还是不愿意聊一下自己的感情经历。只是简单做了个总结：“以前是没缘分，没机会，现在是没办法，没想法。”
真的像个诗人。
如今时隔四年，我再也没有跟小粟还有王六子聊过一次。但他们却存在感十足，除了时不时看到小粟朋友圈里“走四方”的自拍，就是在微信运动里看到小粟和王六子几乎从不失守的榜一、榜二的交椅。而每当看到他俩步数跟第三名又拉开一个断层的差距，我们就知道，小粟今天又“爽”了，而王六子也应该又搞了不少钱。
（文中人物，除高治晓外均为化名。）
编辑=蘑菇 摄影=加丰
文字=蘑菇仙+宋晓宇+肖通
编辑助理=J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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