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尤金·罗根
七月中旬，新京报·文化客厅邀请到了牛津大学现代中东史教授尤金·罗根，举办了“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20世纪世界格局的形成”的沙龙讲座，给我们分享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之间的历史纠葛，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中东，以及“一战”在中东留下的遗产跟当下中东乱局有着怎样的关联。
在接受新京报·文化客厅专访时，尤金·罗根表示，西方对穆斯林的狂热想象来自其历史经验，背后是“一战”期间的圣战历史所带来的遗留症。此外，在他看来，一战变成世界大战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奥斯曼帝国的参战，而一战也彻底影响了现代中东的形成，理清奥斯曼帝国的衰亡是理解当下中东问题的关键。在采访时，尤金·罗根对“阿拉伯之春”后的阿拉伯世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尤金·罗根接受新京报·文化客厅专访。
在尤金·罗根离开中国后一周，他的另一本著作《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 : 1516年至今》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收录于好望角书系。该书从地缘政治和社会转型的角度出发，深度梳理了五百年来阿拉伯人从摆脱外族奴役到建立主权国家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曲折历程，探究了当今阿拉伯世界诸多困境的历史成因。在这本文采斐然的宏大叙事著作中，尤金·罗根通过一个个阿拉伯平民、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和政治领袖的声音，为我们提供了当下亟须的内部视角，打破了我们平日在媒体中看到的刻板形象——尤金·罗根也正是在“9·11”后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世界产生极大恐惧和标签化认知之时开始撰写的。
很有意思的是，作为中东史研究的西方学者，尤金·罗根的童年是在贝鲁特和开罗度过的，后来在美国上大学时才真正对中东产生了兴趣，从而学习了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让他能够轻易阅读阿拉伯历史的原始材料。在细读宫廷记录和编年史、档案文献和手稿、日记和回忆录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感觉到，一味强调阿拉伯历史上的各种冲突是错误的，因为这湮没了阿拉伯世界引人入胜之处。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 : 1516年至今》，[英]尤金·罗根著，廉超群、李海鹏译，好望角书系丨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版。
就像在《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 : 1516年至今》所呈现的那样，阿拉伯世界在过去５个世纪所经历的种种，与全球其他地方的人所经历的没有什么不同：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革命、工业化、城乡移民、为妇女权益而斗争，所有这些人类现代历史的宏大主题都在阿拉伯世界得到呈现。然而，也有许多元素让阿拉伯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有所不同：他们城市的样貌、他们的音乐和诗歌、他们作为伊斯兰教“选民”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们对于民族社群的概念——从摩洛哥延伸至阿拉伯半岛。
尤金·罗根参考了各种各样的阿拉伯资料，也使用了生活在阿拉伯动荡岁月中的亲历者的叙述：从早年间的编年史，到大量来自知识分子、记者、政客、诗人、小说家、出名的与平凡的人的记录。尤金·罗根认为，如果西方读者能够读到阿拉伯人对他们所生存时代的描述，通过阿拉伯人自己的眼睛来看阿拉伯历史，会让读者对阿拉伯的历史有着不同的看法。
下文选自《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 : 1516年至今》的序言部分，尤金·罗根回顾了“阿拉伯之春”后的阿拉伯世界，尽管这是一场发生在现代的革命浪潮，但在他看来，要想理解这场革命浪潮，就得回溯阿拉伯的历史，尤其是阿拉伯的近现代史。
“阿拉伯之春”前后的阿拉伯世界
菲达·哈姆迪是在牢房里得知突尼斯总统下台的。这一天是2011年1月14日，宰因·阿比丁·本·阿里已经统治突尼斯超过23年了。为推翻这个强人，哈姆迪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虽然她不敢向狱友承认这一点。哈姆迪是小城西迪布济德的市政巡视员，她被指控侮辱了一名街头小贩，后者的自焚在突尼斯激起全国范围的示威游行，并最终引发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一系列群众性运动，统称“阿拉伯之春”。
西迪布济德是突尼斯一个被游客和政府忽视的省内小城。4周前，2010年12月17日，菲达·哈姆迪在她家乡的菜市场里转悠。她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身着正式的蓝色制服，她的肩章和肩章上的条纹显示着她的权威。两名男同事陪伴着她。大多数无牌小贩会在巡视员接近时逃离，但26岁的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瓦齐齐拒绝让步。哈姆迪认识布瓦齐齐，且已经警告过他不要在市场附近无证销售水果。12月17日，布瓦齐齐坚持不走，指责巡视员骚扰、腐败。争吵升级，双方大吵大闹，布瓦齐齐护着他的推车，巡视员没收了这个年轻人的货物。
巡视员和布瓦齐齐间的这场致命的混战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定论。年轻小贩的朋友和家人坚持认为，菲达·哈姆迪侮辱并掌掴穆罕默德·布瓦齐齐——“这在中东社会是一种严重侮辱”，随后命令同事没收了他的水果和秤。菲达·哈姆迪否认曾向这个街头小贩伸出过手，她声称，当巡视员没收他的货物时，“布瓦齐齐袭击了我们，割伤了我的手指”。细节很重要，因为布瓦齐齐的反应如此极端，以至于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和他不相干的人都难以解释他后来的行为。
同巡视员的对抗让布瓦齐齐满心愤怒。对抗结束后，布瓦齐齐立即向西迪布济德市政办公室讨要说法，但没有得到同情的倾听，反而又遭到了殴打的羞辱。他转而去往市长办公室，但后者拒绝接待他。在那一刻，有根弦“啪”的一声断了。他的姐姐巴斯玛·布瓦齐齐解释说：“我弟弟的经历，从没收他的水果推车到被一个女人侮辱和扇耳光……足以让他失去理智，特别是在所有市政官员都拒绝与他见面，他无法抱怨这种虐待行为之后。”
此刻已是中午，市长办公室周围的街道上挤满了市民，穆罕默德·布瓦齐齐往衣服上浇油漆稀释剂，点燃了自己。旁观者中，有人拍下了这一可怕的场景，有人急忙上前试图扑灭布瓦齐齐身上的火焰，他身上的烧伤面积达90％。他昏倒了，被送往附近城镇本阿鲁斯的医院。
布瓦齐齐孤注一掷的自焚行为让西迪布济德的市民们震惊。他们和他一样感受到了不公，普通民众在勉强维持生计，而政府似乎在与他们作对。当天下午，布瓦齐齐的朋友和家人在市长办公室外他自焚的地方举行了一次自发的示威。他们朝铁门扔硬币，喊着：“这是给你的贿赂！”警察用警棍驱散愤怒的群众，但第二天，更多的示威者卷土重来。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并向人群开枪。两人被警察击中，伤重不治。此时，布瓦齐齐的病情也恶化了。
西迪布济德抗议的消息传到了首都突尼斯城，由毕业生、专业人士和受过教育的失业者组成的躁动不安的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了布瓦齐齐的苦难经历。他们将布瓦齐齐接纳为他们的一员，假称他是一名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尽管他没有完成高中学业，但他帮助支付他姐妹上大学的学费），沦落到靠售卖蔬果来满足生活需求。他们在脸书上建了一个小组，布瓦齐齐的故事极速传开了。阿拉伯卫星电视频道半岛台的一名记者获知了这个故事。政府控制下的突尼斯媒体没有报道西迪布济德发生的麻烦事，但半岛台报道了。西迪布济德的弱势群体起身行使他们反抗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权利，这一故事每晚在半岛台的网络中播出，传播给了全球的阿拉伯收视者。
穆罕默德·布瓦齐齐的自焚，激起公众舆论反对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治下突尼斯的每一处不公：腐败、权力滥用、对普通民众处境漠不关心、经济发展未能给青年人提供机会。突尼斯的抗议运动激发起对这类问题十分熟悉的阿拉伯世界的公民，他们通过电视关注事态的发展。已掌权23年的本·阿里一筹莫展。示威扩散到卡塞林、塔莱、布尔吉巴营等其他穷困的内陆城市，最终在突尼斯城爆发。
突尼斯各城市持续升级的紧张局势迫使本·阿里做出回应。12月28日，布瓦齐齐自焚11天后，突尼斯总统造访了这名濒死之人的病房。政府控制的突尼斯媒体，一直以来轻描淡写地报道全国各地的示威，这回却在黄金时段报道了总统的探视。报纸和电视上充斥着这样的画面：本·阿里满心关切地询问照料布瓦齐齐的医生——布瓦齐齐此时已失去意识，烧伤的身体裹在纱布中。本·阿里将布瓦齐齐的家人请到总统府，承诺他将尽一切所能挽救他们儿子的生命。他下令逮捕菲达·哈姆迪，这名被指控掌掴布瓦齐齐、刺激后者自焚的市政巡视员。
2011年1月4日，布瓦齐齐伤重不治。突尼斯的抗议者们宣布这名街头小贩为烈士，那位市政巡视员成为本·阿里政权的替罪羊。她同普通囚犯一起被关押在加夫萨，她对布瓦齐齐的死负有责任，公众对此大加斥责，因此律师们拒绝担任她的代理。哈姆迪向狱友们隐瞒了身份，自称是一名教师，因“掌掴一个小男孩”而入狱。她后来承认：“我害怕告诉他们真相。”
1月前两周，示威蔓延到突尼斯的所有主要城镇。警察使用暴力回应，导致200人死亡，另有数百人受伤。但突尼斯的职业军队拒绝代表本·阿里的政权进行干预。当本·阿里意识到他不再享有军队的忠诚且没有任何让步举措可以安抚示威者时，便于2011年1月14日退下总统职位逃往沙特，此举震惊了他的国家和整个阿拉伯世界。菲达·哈姆迪同狱友一起在电视上关注着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突尼斯人民实现了看上去不可能实现的成就：通过民众抗议，他们推翻了阿拉伯世界一个根深蒂固的统治者。
突尼斯“革命”的影响震荡着阿拉伯世界各处。总统们和国王们紧张地关注着公民的行动把他们的同行赶下台。本·阿里是一个“终身总统”，但他不是唯一的。利比亚的统治者穆阿迈尔·卡扎菲、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埃及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分别于1969年、1978年和1981年掌权，他们都培养一个儿子接班。1970年起由阿萨德家族统治的叙利亚成为第一个完成世袭继承的阿拉伯共和国；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在他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去世后登上总统位。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分析家预测，如果一个根深蒂固的统治者可以在突尼斯下台，其他地区的统治者也可能如此。
生活在阿拉伯世界各专制政权下的人们对突尼斯人经历的挫败与压迫感同身受。2005年6月被暗杀的黎巴嫩记者萨米尔·卡希尔，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多年，就诊断出一种“阿拉伯痼疾”（。他指出：“在当下做阿拉伯人并不好受。有些人感受着迫害，有些人则自我厌恶，一种深深的不安漫布阿拉伯世界。”这一不安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传遍阿拉伯世界，最终在2011年爆发。
早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埃及公民就已动员起来要求变革。2004年，一群活动家组成埃及变革运动，称作“基法亚”（意为“够了”）。该运动抗议穆巴拉克延续其对埃及的统治且培养其子贾马勒继任总统。同样在2004年，埃及议会独立议员艾曼·努尔组建明日党。在2005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大胆挑战穆巴拉克，让公众浮想联翩，但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遭到了选举腐败的可疑指控，获罪入狱3年。2008年，更年轻的、掌握计算机技术的政权反对者发起“4·6青年运动”，其脸书页面支持工人维权。年末，该运动成员已达数万之众，包括许多之前从未参与政治活动的人。
2011年以前的埃及草根运动，无论是否吸引了更年轻一代，都无法撼动穆巴拉克政权。2010年12月结束的议会选举被广泛谴责为埃及史上最腐败的选举，其中执政的民族民主党获得了超过80％的席位。民众普遍认为，年迈的穆巴拉克正通过操纵顺从的议会为其子贾马勒的继位铺路。大部分埃及人对政治充满幻灭，他们选择抵制选举，拒绝给新的立法机构提供任何一点民众授权。在选举过后两个月，埃及人又从抵制转向积极呼吁推翻穆巴拉克政权。
受突尼斯人鼓舞，埃及的活动分子于2011年1月25日在开罗中心的解放广场组织起一场民众示威。示威者涌进广场，人数之众前所未见，达数十万人。以“1.25运动”著称的抗议浪潮席卷埃及其他主要城市，如亚历山大、苏伊士、伊斯梅利亚和曼苏拉，波及尼罗河三角洲和上埃及，从而使全国陷于停滞。
18天内，埃及的“革命”运动挑战穆巴拉克政权并取得胜利，让全世界为之瞠目结舌。政府使用了肮脏的手段，释放监禁的罪犯制造恐怖与混乱。便衣警察扮作支持穆巴拉克的反示威群体，袭击解放广场的示威者。总统的手下甚至极尽表演之能事，对抗议者发动马、驼袭击。示威过程中，超过800人遇害，数千人受伤。但抗议者们以坚定的决心抵抗住了穆巴拉克政权的每一次恐吓，抗议者的人数持续增长。整个过程中，埃及军队拒绝支持政府，宣布抗议者的诉求合法。
同先于他下台的本·阿里一样，穆巴拉克认识到，没有军队的支持，他的位置是不稳固的。考虑到穆巴拉克本人是埃及的前空军司令，军队的沉默让人惊讶。2011年2月11日，埃及总统下台，解放广场欢声雷动，埃及举国欢腾。掌权约30年的侯斯尼·穆巴拉克曾被认为是不可击败的，他的下台证明，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将会从突尼斯和埃及传播到整个阿拉伯世界。
2月15日，示威在班加西爆发，标志着反抗穆阿迈尔·卡扎菲41年独裁统治的利比亚“革命”开始。同月，示威者在萨拿、亚丁和塔伊兹集结，要求也门统治者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下台。2月14日，示威者涌入麦纳麦的珍珠广场，将“阿拉伯之春”引入巴林。3月，叙利亚南部城镇德拉的非暴力示威引来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严酷政权的暴力镇压，开启了“阿拉伯之春”最为悲剧性的一章。
待到菲达·哈姆迪出狱时，突尼斯和阿拉伯世界整体已变得让人不认识了。哈姆迪最终在她的亲属中找到了一名代理律师，在2011年4月19日的一次庭审中洗脱了所有的指控。她被释放时，突尼斯已走出了穆罕默德·布瓦齐齐之死的一系列悲剧事件，正憧憬着本·阿里政权被推翻后的新政治时期，也在应对这一时期的挑战。她回到西迪布济德，继续供职于市政部门，但她不再巡视市场。她换下制服和贝雷帽，换上平民服装，包上伊斯兰头巾。她的新装束体现了一个从军事威权主义转向伊斯兰民主实验的阿拉伯世界。
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震惊了世界。在威权统治者治下稳定了几十年后，阿拉伯世界的各国被看似前所未有的急剧与戏剧性变化席卷。这就好像阿拉伯政治的地壳板块从地质时间转向现实时间。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历史是最好的向导——这是经常被政治分析者忽视的简单事实。在西方，低估历史对当下的价值再常见不过。正如政治评论家乔治·威尔所写：“当美国人用‘这是历史’来评价某事物时，他们的意思是此事物（与当下）毫不相干。” 这个观点大错特错。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与知识分子若想了解“阿拉伯之春”的根源，应对2011年后阿拉伯世界面对的严峻挑战，需要更关注历史。
在现代，阿拉伯各民族一直绞尽脑汁应对内部与外部的重大挑战。他们寻求脱离外部势力的控制，推动变革，建立较少专制、对公民更为负责的政府。这些是阿拉伯现代史的大主题，决定了本书的书写方式。
对于他们的历史，特别是伊斯兰教产生后5个世纪，也即公元7—12世纪的历史，阿拉伯人极为自豪。这是伊斯兰帝国的黄金时代，基于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和科尔多瓦的诸帝国主导了世界事务。可以说，在伊斯兰兴起之初的几个世纪，阿拉伯人被界定为一个在阿拉伯半岛各部落之间共享一种语言（阿拉伯语）的民族，其中大多数人共同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回望伊斯兰初期，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视之为一个逝去的时代，其间阿拉伯人统治着世界。伊斯兰主义者特别响应这一说法，他们认为，阿拉伯人最贴近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之时最强大。
11世纪末起，外来入侵者糟蹋了伊斯兰的土地。1099年，在血腥围困之后，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开启了十字军王国长达两个世纪的外族统治。1258年，蒙古人洗劫阿拔斯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当地居民的鲜血染红了底格里斯河。1492年，天主教收复失地运动逐走了伊比利亚半岛最后的穆斯林。但开罗在马木鲁克苏丹国的统治（1250—1517）下，依然是伊斯兰权力的基地，该政权的统治范围包括当今的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和沙特的红海诸省。
只有在16世纪奥斯曼征服之后，阿拉伯人才开始被外国都城统治。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占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将该城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自此开始从那里统治他们日益壮大的帝国。伊斯坦布尔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横亘欧洲和亚洲，在两大洲都分布着街区。奥斯曼的伊斯坦布尔，尽管是逊尼派穆斯林帝国的首都，但却远离阿拉伯世界——距大马士革1500千米、距巴格达2200千米、陆上距开罗3800千米。此外，奥斯曼帝国的行政语言是土耳其语，而非阿拉伯语。阿拉伯人对现代的探索是在他族统治下开始的。
过去的5个世纪内，奥斯曼人统治了阿拉伯人4个世纪。随着时间的延展，帝国在经历变化，统治也在发生相应的改变。征服后的第一个世纪，奥斯曼人的统治并不太苛刻：阿拉伯人必须承认素丹的权威，遵守他的法律和真主的法律（“沙里亚”，即伊斯兰法）。非穆斯林少数群体可以在社群领袖的领导下，依照自己的宗教法律，自行管理，只需向国家缴纳人头税。总的来说，在这个当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帝国内，阿拉伯人平静地看待他们的地位，即一个伊斯兰帝国中的穆斯林。
18世纪，统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达到权力的顶峰，但在1699年遭受了第一次领土丧失，欧洲的敌手们夺取了克罗地亚、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乌克兰的波多利亚省。这个现金流干涸的帝国开始拍卖政府职位和行省农业地产作为税收来源。这让边远省份的强人们积聚了大量土地，从中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与权力挑战奥斯曼政府的权威。18世纪下半叶，一批这样的本地领袖对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发起了严峻挑战。
到19世纪，奥斯曼人开启了一个重大改革阶段，旨在平息帝国内部的挑战，遏制欧洲邻国的威胁。这个改革时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统治模式，反映了源自欧洲的有关公民的新思想。奥斯曼改革试图在行政、兵役和税收等领域建立所有公民间的权利和义务平等，对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一视同仁。他们推动构建一个新的认同——奥斯曼主义，试图跨越奥斯曼社会各种民族与宗教分野。改革并没能保护奥斯曼人免受欧洲的侵蚀，但确实让帝国加强了对阿拉伯行省的控制。在民族主义侵蚀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位置之际，诸阿拉伯行省变得益发重要。
但那些启发了奥斯曼改革的思想，也同样带来了关于民族与社群的新观念，在阿拉伯世界的一些人心中催生了不满，不满其自身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位。他们开始对奥斯曼人的统治恼怒不满，日益指责后者使阿拉伯人自12世纪起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对比过去的辉煌与当下在奥斯曼帝国内的卑微屈膝，以及这个帝国在更为强大的欧洲邻国面前的节节败退，阿拉伯世界中的许多人呼吁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推行改革，并期盼阿拉伯独立。
1918年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覆灭，对许多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这是开启独立与民族荣耀新纪元的分水岭。他们希冀在奥斯曼帝国的灰烬上复活一个伟大的阿拉伯王国；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其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中呼吁民族自决，这让他们振作不已。但他们将面对苦涩的失望，因为他们会发现新的世界秩序不是基于威尔逊的原则而是欧洲的规则。
英、法利用1919年的巴黎和会将现代国家体系施于阿拉伯世界，除了阿拉伯半岛中南部，所有阿拉伯地区都陷入了某种殖民统治。在刚刚脱离奥斯曼统治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法国人给予这两个殖民地共和形式的政府。而英国人则赋予他们的阿拉伯领地伊拉克和约旦威斯敏斯特模式的君主立宪。巴勒斯坦是唯一的例外，在那里，英国人不顾本地居民的反对而承诺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破坏了建立民族政府的所有努力。
殖民势力给每个新阿拉伯国家确定了首都，作为政府驻地，并向统治者施压，要求制定宪法、组建民选议会。边界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人为设定的，由相邻国家协商确定，但常伴有争执。许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反对这些举措，认为它们分裂且削弱了阿拉伯民族，后者只有通过更广泛的阿拉伯统一才能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即成为受人尊敬的世界性力量。但是，根据欧洲的规则，只有获得承认的民族国家才是合法的政治实体，这与是否拥有帝国的历史根源并不相干。
殖民时代的一个长期遗产是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如埃及民族主义、伊拉克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间的矛盾。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阿拉伯国家开始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时，两种民族主义间的分歧已成为永久性的。其中的问题是，大部分阿拉伯公民相信，基于殖民主义所创制的政治体的、更小范围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不合法的。
对于那些期待阿拉伯人在20世纪重振雄风的人来说，只有更广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才能有如下前景：动员起足够多的民众、团结一致，这对于恢复阿拉伯人在当今各国中应有的位置而言是必需的。殖民经历让阿拉伯人成为一群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社群，对于这样的结局，阿拉伯人一直深感失望。
二战撼动了欧洲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战后的岁月是一个去殖民化的时代，亚洲与非洲各国从殖民统治者手中获得独立，而独立往往需要借助武力。20世纪下半叶，美国和苏联成为主导性的大国。两国之间的对抗被称为冷战，将界定一个新的时代。
莫斯科和华盛顿为争夺全球统治权而进行激烈竞争。美国和苏联都试图将阿拉伯世界纳入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中东由此成为超级大国对抗的几个竞技场之一。尽管已进入民族独立时期，但阿拉伯世界的回旋空间依然受到外部规则即冷战规则的限制，时长近半个世纪（1945—1990）。
冷战的规则很直接一国可以成为美国或苏联的盟友，但不能同时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总的来说，阿拉伯人民对美国的反共产主义与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的政府试图通过不结盟运动寻求一条中间道路，但徒劳无功。最终，阿拉伯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被迫站队。
那些进入苏联势力范围的阿拉伯国家自称“进步国家”，但西方则称他们为“极端国家”。这些国家包括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过革命的每个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也门和利比亚。而那些选择站在西方这边的阿拉伯国家———自由共和制的突尼斯和黎巴嫩以及保守君主制的摩洛哥、约旦、沙特和海湾国家，则被进步的阿拉伯国家称为“反动国家”，被西方认为是“温和国家”。这样就形成了超级大国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庇护关系，阿拉伯国家从超级大国那里获得军火来发展军队、获得援助来发展经济。
只要两个超级大国存在，这个体系就能维持相互制衡。苏联和美国都不敢在该地区发起单边行动，担心激起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敌对回应。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政府官员生活在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之中，日夜操劳，防止中东点燃这样的大战之火。阿拉伯领导人也知道如何游走于超级大国之间，他们以倒向敌对阵营来威胁庇护国，以获得更多的军火和发展援助。尽管如此，到冷战结束时，阿拉伯人十分清楚，他们离冷战初所希望实现的那种程度的独立、发展和尊严依然遥远。随着苏联的解体，阿拉伯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对之更为不利。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冷战结束。对阿拉伯人而言，这个单极化的时代始于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当苏联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领导的打击克里姆林宫昔日盟友伊拉克的战争时，格局已然确定。冷战期间的稳定状态被一个不受限制的美国力量主导的时代取代，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担心出现最坏的状况。
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东的政策摇摆不定。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各任总统推行了非常不同的政策。对于苏联解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来说，冷战结束意味着一个世界新秩序的开始。一直到比尔·克林顿，国际主义与接触战略一直是美国政策的特征。2000年，乔治·沃克·布什当选后，新保守派上台，美国转向单边主义。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到袭击后，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并最终发展成针对伊斯兰世界、以阿拉伯人为主要嫌疑人的反恐战争。巴拉克·奥巴马试图撤销布什政府的许多政策，削减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此过程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
美国主导的单边主义时代的规则，被证明是自现代以来对阿拉伯世界最为不利的。没有其他强国来限制美国的权力，阿拉伯各国政府发现他们正面临切切实实的入侵和政权更迭的威胁。将“9·11”之后的几年描述为阿拉伯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毫不夸张，“阿拉伯之春”不过是一个简短而悲剧性的中断。萨米尔·卡希尔在2004年观察到的，今天依然成立：“在当下做阿拉伯人并不好受。”
过去200年，阿拉伯人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从外部势力获得独立而奋斗。同时，阿拉伯各国人民也在试图限制本国统治者的专制权力。“阿拉伯之春”不过是阿拉伯人为实现问责政府和法治社会而进行的世纪斗争的最新一章。
到18世纪末，专制主义已是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常态。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只有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做到了用选举议会限制王权。1789年之后，西方国家开始普遍推行宪法：1789年在美国，1791年在波兰和法国，1817年在挪威，1831年在比利时。一个新的政治秩序产生了：法律限制了统治者的权力，臣民获得了具有更高法律地位的公民地位。
在19世纪的第一个25年访问欧洲的阿拉伯人，归来后会着迷于他们在巴黎和伦敦所接触到的新政治思想。埃及宗教学者里法阿·塔赫塔维1831年从巴黎归国后，将1814年法国宪章的全部74条翻译成阿拉伯语。生活在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的专制统治之下，塔赫塔维对于法国宪法对国王的限制和对公民的保护大为惊叹。突尼斯改革家海伊尔丁·突尼西受塔赫塔维作品的启发，主张推行宪法，限制突尼斯总督的专横统治。突尼斯和埃及分别于1861年和1882年推行宪法，这两个最早立宪的阿拉伯国家也是最先经历“阿拉伯之春”运动的，这也许并不是巧合。
下一波宪政改革同一战之后欧洲的殖民统治的开启同步。1923年的埃及宪法、1925年的伊拉克宪法、1926年的黎巴嫩宪法和1930年的叙利亚宪章，都显示了阿拉伯人基于合法政府和法治、为谋求从殖民统治中独立而做的努力。尽管这些宪法赋予阿拉伯国家以选举的、多党制的立法机构，但殖民当局竭尽全力破坏阿拉伯人的主权。自由宪政受到损害，成为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
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中，以色列痛击阿拉伯国家，控制了巴勒斯坦托管国78％的土地作为新生的犹太国家。战争失败后，阿拉伯自由主义遭到否定。缺乏战备让爱国军官同他们的国王或总统心生隔阂;以色列这个新生国家的军队，被阿拉伯的宣传机器贬斥为“犹太黑帮”，败于这样的军队，削弱了阿拉伯公民对新近独立的阿拉伯各国政府的信心。
阿拉伯世界进入一个新的革命时期，叙利亚（1949）、埃及（1952）、伊拉克（1958）、也门（1962）和利比亚（1969）的军事政变扶持果敢的行动派人士掌权，统领由技术专家官员组成的政府。这些军事政权既是（国家）民族主义的，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它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社会公正、经济发展、军事强盛、独立于外部势力的新时代。作为回报，这些新的军事统治者要求他们的公民绝对服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社会契约，阿拉伯公民自愿停止他们为限制专制统治而付出的努力，来换取政府的承诺，满足他们的需求。
进入21世纪，这一既有的阿拉伯社会契约被违背了。到2000年，除了富裕的石油国家，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无力兑现承诺。一个愈发明显的趋势是：只有该地区统治者的一小部分朋友和家人才能从经济机遇中获益。贫富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加深，引人担忧。阿拉伯各国并不处理公民合法的抱怨，反而以更加高压的方式回应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更糟糕的是，这些高压式的政权通过世袭继承积极维持他们家族对政治的掌控，年迈的总统们培养他们的儿子接班。不仅阿拉伯社会契约被破坏，而且这些失败的政权还有可能让自己屹立不倒。
2011年，阿拉伯各国人民站起来，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试图重新制约统治者。开罗城中心的一个标语牌上这样写道：“人民不应该害怕政府，政府应该害怕人民。”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没能持续。强人重新掌权——只有突尼斯是个例外，2010年12月菲达·哈姆迪和穆罕默德·布瓦齐齐的致命冲突使这场运动首先在那里爆发。此后在那个国家形成的脆弱的宪政秩序，是将成为未来阿拉伯社会秩序的预兆，还是“阿拉伯之春”一个独特的成功案例，目前尚不得而知。
本文摘自《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 : 1516年至今》中的序言部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刊发，有删节。
撰文丨尤金·罗根
整合丨吴鑫
编辑丨李阳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