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献礼电影《建党伟业》海报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陈独秀开始在国内各地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个工作只能在认识的朋友和同仁中展开，也就是以北大的朋友圈向外扩展。1920年底到1921年上半年，在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和日本先后建立起来。
1920年12月陈独秀离开上海去广州。陈炯明主持广东，邀陈独秀任广东省教育厅长，这是一个月薪200大洋的职务。陈独秀原来在北大任文科学长，月薪300元，离开北大即没有了固定收入，到上海时生活相当困难。群益书局老板汪孟邹帮助他，陈每次来书局，汪给他预支版税。但这不是长久之计，编《新青年》是养不活人的，所以陈独秀接到邀请后就去广州上任，上海建党和编杂志的事交给李达、李汉俊打理。到广州后，又建立了当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就是三个人：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
1920年秋，有两个俄国人来到广州，一个叫米诺尔，一个叫别斯林。他们以苏联政府代表的名义，在广州设立了罗斯塔（即塔斯社前身）分社。他们到广州前，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通过李大钊又认识了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黄凌霜带他们到广州，介绍给“广东革命界”，实际上是介绍给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区声白、刘石心、谭祖荫、梁一余、梁雨川等。
为了开展工作，俄国代表在广州永汉北租了“光光”眼镜店二楼（现在的北京路太平餐馆对面）为活动机关。俄国代表和梁冰弦、黄鹏声等七人经常开会，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和宣传社会主义。10月，他们创办了《劳动者》周刊。俄国代表同他们在广州酝酿建立共产党。这就是《广东共产党的报告》中讲的“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由于观点不一致，当时在广州的社会主义者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都没有参加。
和陈独秀同行到广州的有一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中称他作B同志），还有李季和袁振英（翻译）。陈独秀和B同志到达后，首先和米诺尔、别斯林取得联系，接着就同梁冰弦、区声白、谭祖荫等一起开会研究党的组织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把他起草的一份党纲交与会者讨论，其中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接受。经过两次讨论，意见针锋相对。于是陈独秀提出：大家主义不同，终究是要分的；与其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就分，各走各的路。梁冰弦等也同意分开，这样，无政府主义者便于1921年春退出了共产党。上海、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也相继退出。
与此同时，陈独秀找到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他们是陈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不仅有师生之谊，而且一起参加过五四运动，关系颇为密切。陈独秀知道他们正在办宣传新文化的《群报》，很是称赞，要他们不尚空谈，进行踏实的工作，并和他们商谈了有关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经过几次酝酿，1921年3月，他们重新组建了广州共产党支部。陈公博回忆：当时他们觉得“中国前途殊可忧虑，兼之那时也震于列宁在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在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个人成立共产党”。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
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不是北大的关系，而是起源于董必武和李汉俊的邂逅。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7岁中秀才。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法律，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春，他和张国恩到上海，住在湖北驻沪善后协会机关。这时李汉俊正好从日本大学毕业回到上海，与董必武比邻而居。李汉俊在日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给董必武讲俄国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政治经济学入门》等著作，董必武深以为然，高兴地说：“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
1920年夏，李汉俊回老家探亲时经过武汉，同董必武商量建立武汉党小组的问题。董必武回忆：“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
董必武发展组织的方法是办学。他和张国恩、陈潭秋等人利用湖北教育会的旧址涵三宫创办了武汉中学。全校100多名学生实行男女同校，教白话文，讲授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受到学生的欢迎。他的学生后来也成为湖北共产党组织的核心。
陈独秀到广州后，派刘伯垂到武汉发展党的组织。刘与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期间相识，曾在广东司法界做事，由陈独秀吸收入党。陈要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刘伯垂还携带了一份抄写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和一些《新青年》社出的小册子。到了武汉，他分别会见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等人，秘密商讨建党的问题。
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都曾在日本留学，均为同盟会员。包惠僧是湖北一师毕业生，张国恩的学生，当时在武汉当新闻记者。陈独秀曾于1920年2月到武汉讲学，包惠僧作为记者曾采访陈独秀，因而相识。他们与陈独秀、李汉俊直接和间接联系，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建立武汉党组织的思想基础。1920年底，刘伯垂召集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召开第一次建党会议，成立了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遗憾的是，恽代英、林育英、林育南的利群书社，早于他们开始革命工作，但因为没有朋友圈的关系，与中共一大失之交臂。
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也很简单。五四运动中，山东青年有切身之痛，所以非常积极。1919年冬，山东省议员、中华革命党人王乐平在济南组织了齐鲁通讯社，1920年初改名为齐鲁书社，在布政司街开书店，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刊，包括《新青年》《每周评论》《新生活》《曙光》《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研究》《俄国革命史》等。这对山东新思想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许多进步的学生常来书店，济南一师的学生王尽美（瑞俊，王乐平的远亲）、济南一中的学生邓恩铭，与王乐平及齐鲁书社建立了密切关系。
王乐平与陈独秀相识。陈独秀在酝酿建党时，让王乐平给他介绍山东的关系，王就介绍了王尽美和邓恩铭。1920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从北京去上海，曾在济南停留，与王尽美、邓恩铭见过面。同年7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立共产党以后，通知济南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组织，王尽美、邓恩铭便开始筹建工作。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址设在贡院墙根街济南教育会内。这个组织还很初级，只是聚集了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人。最初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贾遇甫（贾石亭）、段子涵、马馥塘、王象午、鲁伯峻、王复元、王用章、王志坚、王纯嘏、王辩（黄秀珍，女）、明少华、方鸿俊（印刷工人）等。王尽美参加中共一大回来后，逐渐发展到五六十人。研究会的活动，主要是读书和讨论。
湖南有“新民学会”的雄厚基础，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留法的蔡和森回信，对他建立共产党的倡议“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诉他“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但是毛泽东没有谈具体情况。1921年1月，新民学会组织了年会，开了三次。会务报告第二号作了详细记录。
会议讨论一节，“学会的共同目的是什么？”毛泽东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多数人表示赞成。“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选择有二，一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一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表决结果：
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12人：何叔衡、毛泽东、陶斯咏、易克穗、易礼容、陈章甫、张果山、陈子博、钟楚生、贺延祜、彭荫柏、陈启民。赞成德谟克拉西者二人：任培道、邹半耕。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李承德。未决定三人：周惇元、刘继庄、熊瑾玎。
但是毛泽东没说明，学会中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12人是否就成为湖南共产党组织的成员。蔡和森192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把新民学会认定为党的早期组织，说“此会共有二三十人”。
毛泽东的朋友易礼容回忆比较准确：“毛泽东参加‘一大’后，大约八月回到长沙，他回来后不久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了我。他把我邀出来，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旁边谈话。他说要成立共产党。又过了几天，他找了我和何叔衡，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当时我们怕人发现，没有坐在那里开会，一边走，一边谈，这样，我们三人在那里决定了要成立党。有材料说湖南有个三人小组，这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三个人，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九、十月，即在文化书社正式营业后不久。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名单我记不清了，当时新民学会的一些骨干都参加了。有陈子博，彭璜，许文煊等。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形成了当初共产党核心，这是毛泽东建党的重要力量。”
在日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最简单，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两人，建立于1921年4月。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1917年去日本勤工俭学，在日本第七高等学校（相当于大学的预科）读书，开始接触、阅读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尤其对俄国和德国革命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在张东荪办的《解放与改造》上发表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1920年暑假，周佛海回上海期间，拜访张东荪。一天张东荪告诉他，陈独秀要见他。“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现在似已改为铭德里）二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人吴庭斯基在座。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是赞成的，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这说明，施存统和周佛海都是在上海先参加了组织，然后到日本去的。
施存统到日本后，与周佛海组成“日本小组”。当时施存统在东京读书，周佛海则在日本南部的鹿儿岛。施存统因为与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者接触，被日本警方严密监控。1920年4月，陈独秀写信给周佛海，让他与施存统一起组建共产党旅日组织，信件被日本警方截获。
据1921年4月29日东京警方的报告可知，陈独秀让周佛海、施存统二人为代表，一是组建日本党组织，二可能是让他们准备出席在上海的中共一大。但是周佛海表示他在鹿儿岛，地处偏僻，请施存统多负责一些。然而后来却是施存统没空回国，周佛海反而在暑假期间回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建立后，又发展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入团比入党门槛低，可以广泛发展。1921年底，北京、上海、湖南等地都建立了团组织，并积极开展了各种活动。
——摘自《火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刘 统
编辑：蒋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