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商鞅变法遵循的政治原则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译文
卫鞅想实行变法改革，秦国上下都不赞同。卫鞅向秦孝公进言：“对民众来说，不能与他们一起谋划事业的创始，只能同他们分享事业的成功之乐。申论至高道德的人必然合乎凡夫俗子的观念，要建立伟大的功业不能与民众一同谋划，所以，圣人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拘泥于旧传统。”
大夫甘龙反驳说：“不对，按照传统的章法来治理国家，官员可以驾轻就熟，而民众也早就习以为常。”
公孙鞅说：“普通人安于传统习俗，学者又沉溺于他们所知所闻的舒适区，对这两种人来说，让他们做太平官、安分守法是可以的，但不能和他们讨论章法之外更远大的事业。智者制定章法，愚者受制于章法；贤者因时代的变化而革新礼法，不懂得与时俱进的人困守于传统。”
秦孝公称赞道：“说得好！”于是，任命卫鞅为左庶长，最终确定了变法的政令。
如何突破舆论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商鞅提出这样一条政治策略，非常有效
文 | 老骥
商鞅提出变法强国，却遭到秦国上上下下普遍的反对，尤其是贵族和士大夫为主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就让决策者秦孝公难以决断。
为了帮助秦孝公扛住强大的政治压力，做出正确的政治决断，商鞅深刻剖析了时下的形势，提出了几条关于政治决策的基本遵循。
第一、“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这就是公众的基本状况，他们只想看到结果，只想获得结果，只想分享成果，但是，却不会考虑如何获得这种结果，这也就是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要秦孝公能在政治上做出变法的决策，让全国的民众按照政令推行变法，这就达到了目的，而不必过分讨论变法的优劣的事，考虑优劣得失是庙堂的事，而不能交给民众去讨论，那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和纷扰。
第二、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普通人局限于所知所见，无法达到至德的境界，就像《庄子》所说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利益的不同，境界的不同，层次的不同，使得普通人很难用全局的眼光看待事物，更不会从长远的角度看待国家的发展，因此，要想富国强兵，在政治上就需要大刀阔斧，摆脱世俗的束缚，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第三、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区，绝大多数人都沉浸在自己的舒适区不能自拔，只有极少数人勇于打破舒适区，挑战自我，开拓进取，建立新的功业，这也就是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的原因。
历史从春秋转入战国，中国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礼崩乐坏，弱肉强食，如何在诸侯吞并的丛林中脱颖而出，只有商鞅等很少的人能看清这种变局的本质，能提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只有秦孝公这样的贤明君王能把握变局，主动寻求驾驭时代的有效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看清时代本质的人与把握时代机遇的人相结合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不必把精力浪费在获得既得利益集团的理解和支持上。
古往今来，凡成就伟大功业的帝王，一般要具备两个条件：
其一、适逢时代的变局。所谓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时代变局这个为大的舞台，陈胜吴广不过是氓隶，刘邦也仅仅是布衣。
其二、乘势而起。孟子说过：虽有鎡基，不如待时。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能把握时势的人，往往都是不合于俗的人，也只有不混同与尘俗，他们才能成就惊天动地的事业。
因此，要建立辉煌的功业，最初不是要争取所有的人支持、理解，而是要勇于打破世俗的观念，把握时代变局，抓住时机，乘势而上。在这个意义上，秦孝公可谓是一位伟大的君王，他没有被秦国各个阶层的政治阻力所吓倒，而是果断地做出变法图强的政治决策，打破了自己的舒适区，也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圈子，让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