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迄今为止的高考中，1977年的高考是最为特殊的一届。因为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季进行的高考。而当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高考已经被搁置了十一年之久，所以这也是恢复之后的第一届。
而这第一届，本来是要在1978年才进行的，而且还是按照传统的“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进行的。不过，因为一个人的劝说，却让当时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改变了主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说高考，自然得简单聊聊它的前身：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五百年的科举制度。这一伟大的创举来自于隋文帝和隋炀帝父子。他们采用这种方法，使全国人民有了统一的考核标准，终于成功摆脱了魏晋以来凭借高官给自家子弟随便评等级就能做官的“九品中正制”的束缚。终于寒门也可以出贵子了，这才能让李世民看到春风得意的考生，开心大喊：“天下英雄尽入朕彀中！”
从此以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科举考试的民间热情被广泛调动了起来。世家大族，豪门权贵再也不能随意把持朝政了。因此中国在科举制产生后，无数的寒门通过这条路最终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和命运。
新中国成立以后，科举制度变成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只要能获得好的成绩，就能在理想的大学开始新的人生，成为国家的栋梁。而国家更是为了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将考试分为了文科和理科（就如同古代有文举和武举一样）两部分。以便更方便地寻找到可用的人才。
但是，全国的高考在1966年停止了。因为时代背景的影响，从1966年—1970年这段时间之内，全国的大学是并没有进行招生的——因为此时，所有的大学老师因为政策原因，前往了“五七干校”进行新的思想学习，而尚在读书的学生们则开始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开展革命运动，因此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是新中国高校教育的空白时期。
不过，到了1970年，毛主席在发现了苗头不对之后，发出了“大学还是要办得”批示。不过大学学生的选拔政策倒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与此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学生能参加高考的数量实在不足，因此新的办法是就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从这个时候开始，诸如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而在1971年，有关于高校工作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最终决定：高校恢复招生。招生的对象为初中毕业，同时经过两年或以上，参与过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从1970年到1976年，这7年的时间里，所有的高校几乎都是按照教育部的“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十六字方针进行招生。
诚然，无数优秀的工农兵学员有机会在学府经过修学之后，他们不管是在专业知识还是理论水平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可是这也造成了很多问题。由于当时进行的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方针进行招生。
因此也有不少的人便利用了这点鱼目混珠，通过各方的打点成功混入了高等学府进行学习。在这里，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学习的热情，可是他们在一些理论的理解方面，确实不大擅长，而是更专注于实践。这就使得当时高校招收的很多学生在进入高校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疯狂补习中小学基础课程的奇特景象常常出现。这也让邓公十分恼火。
在邓公重新主持工作后，便立即开始开会进行恢复高考的讨论。在一次会议中，清华大学的党委负责人谈到了目前学校的情况：“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是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得知这个情况后，邓公有些生气地揶揄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好了，还叫什么大学！”
这句话立刻使得在场的一位学者心中百感交集，于是也再顾不上自己身份，立即举手：“邓副主席，我要发言！”
这位学者，便是在不久前（2019年8月1日）去世的电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院士。
查全性院士出生于安徽的一个书香世家，他们“查”（读zhā）这个姓是很罕见的，像著名的清代诗人查慎行便是他们这一家族中所出。查全性先生的祖父查秉钧，还是清代的翰林。他的父亲叫查谦，早年作为清朝的公派学生，赴美留学，专门攻读物理方面的知识，回国后担任了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而查全性自己则在1950年时从武汉大学毕业，随后还作为人才被派往苏联的莫斯科大学进行进一步学习。
对了，他们查家还出过一位著名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本名查良镛）。若论起辈分，二人还可能是远房亲戚！
虽说查全性的父亲就在武汉大学担任院长，但是查全性自己可完全是凭着自己出色的天赋和刻苦的努力学习才进入的大学，并留校成为了教授。
据《人民日报》对他的一些报导：
“他的本职工作是从事电极过程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学科发展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第一届‘中国电化学成就奖’的获得者。他的科研成果，在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他撰写的《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一书，1976年出版，此后30年，一直是我国研究生用的主要教材之一，被研究生们称之为我国电化学的‘圣经’。”
在特殊时期，与我们的印象不同的是，大部分“斯文扫地”的都是文科类学者。理工类学者几乎都没怎么受到牵连。在此期间我们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7），发射了“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修通了成昆铁路（1970），发现了青蒿素（1971），下海了核潜艇（1974）——这么多成就，没有他们的努力是万万不可能的。因此查全性先生也仅仅是失去了在大学里的讲课资格，但是他的实验室完全没有受到破坏，他还可以安心进行他的实验和学术研究的总结，也才能在1976年发表《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一书。
在1977年的一天，还在进行研究的查全性先生接到了去北京开会的通知。但是不知道是谁要求召开的，也不知道有谁，更不知道是为什么召开。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会议名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科学界领头的是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教育界领头的是教育部长刘西尧！而会议开始之后他才知道，原来召开的是关于恢复高考的讨论！
因此，在他听到清华大学的报告后，结合自己这几年的经历，不胜唏嘘，百感交集，于是才果断举手，便有了刚刚说到的那一幕。他对邓公说道：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原因呢？一是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的问题。”
见邓公听得非常认真，查全性便继续说道：
“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知识青年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一、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名额，这是极不合理的。二、现行招生制度卡了那些没有特殊关系的工农子弟上大学。群众反映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特殊运动前17年靠分，现在靠权。解放前，我们没有钱，现在没有权，靠分还能有份。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不当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四、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说到这里，查全性已经趋于慷慨，言语中不无怒气。
邓公听着他的发言，不断地进行点头——因为在他还在基层工作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因为这样的政策而衍生出的很多乱象：正如之前所说，工农兵学员总体而言是比较积极的，因为他们成功在七年没有高考的日子里填补了高校教育的空缺部分。目前很多学员也变成了主要的骨干成员。可是，按照当时进行选拔标准的“十六字方针”的问题也非常明显。
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无赖儿混蛋”。这就是赤裸裸的“血统论”，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刻意的标榜。因此很多“黑五类”这样非工农兵家庭出身的成员们即使是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挽回自己的声誉，可是却被这一句话给直接噎回去了。而选上来的工农兵学员们则文化差异非常大（因为没有笔试，只有推荐）。其中只有中小学文化的学员数量竟然在此前1972年的一次统计之中占到了80%以上。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学员在大学里还得补习中学课程。实在是闹了不少笑话。
与此同时，虽然说的是要群众推荐，但是实际上的操作情况，不就是群众们被迫推荐，只需要领导同意，走个过场就行的事情吗？这样的制度，最后不就又重新回到了魏晋时期，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样的“九品中正制”了吗？这对于社会的发展，人民参与的积极度都是极大的打击！
因此，在邓公第一次复出的1975年，那时他便想着，高考是时候被恢复了。于是他一边整顿，一边试点。尝试的方式就是从高中毕业生中进行招生，这样就至少避免了大部分的推荐中的不公平。
可是没想到，刚刚恢复工作不久，他又被打倒了。这一行动也就无疾而终。
直到1977年，邓公才又一次主持了工作。因此这一次，他一分钟也不想再等了，他甚至直接表示：“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在得到邓公的认可之后，查全性接着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招生报考制度，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市、自治区掌握。现在名额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后门很严重，名额分配上，多得胀死，少的饿死。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三，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能按自己志愿选择专业。大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有些人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上达到了高中文化程度，可不受资历的限制。只要采取了这些措施，今年新生的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十分显著的效果。”
这一番言论，可谓是立刻激起了在场所有人的热情——因为在此前几天的时间之内，尽管参会的人员很多，但是大家都只是不痛不痒地发表了一些一板一眼的话，从来没有谈及这个问题的根源。原因也很简单，这些高校工作者在一段时间之内都被打倒过，因此他们依然还抱着阶级斗争的思维。即使知道问题，但是第一时间反省的竟然是自己是不是思想出了问题。
所以，尽管大家都知道问题，不过也都不敢说。而这时查全性先生做出了第一个这样的发言，且对面的邓公还显然没有一点要发怒的意思。这无疑使得众人纷纷放下了心中的芥蒂，纷纷表示了赞同。
日后在谈及这件事时，查全性认为：“我能够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当时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只是我有这个机会讲真话，这个机会难得。我敢于说，主要觉得小平同志亲临会议，如果说了，可能解决问题。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了。”
正是这样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不仅感染了与会者，也使得“实事求是”成为了此后我们工作的原则。
随后，查全性又郑重建议：“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办！”
这句话再一次触动了邓公，因为在这次发言之前，邓公其实已经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进行过商讨。刘西尧部长的意见是，用1977年一年的时间进行准备，到了1978年的时间正式恢复。其中主要招收的，有将近一半都是属于“老三届”成员（即1966年、1967年、1968年大学停止招生的三届高中生）——他们错过了那个时候，等待了十年的时间，应该给予他们一个相应的交代！
所以听完查全性的慷慨陈词，邓公转头问向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来得及！宁可推迟两个月高考，不然，（今年）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格，浪费损失可就大了！”查全性急忙在旁边插话说。
“来得及！”刘西尧也坚定地说。
邓公一锤定音：“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此前拟定的，依旧以十六字方针为主的1977年的招生报告）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因此，1977年的高考，时间定在了11月21日。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考试，当年全国高校招生共20余万。
而在关于高考的要求之中，还有一个新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新十六字方针送与邓公审核后，他看完大笔一挥，删去了“单位同意”四个字。
删去这四个字有什么意义？
因为当时许多“老三届”成员都已经工作很久了，听说恢复高考的消息，很多人都会为了圆自己的一个大学梦而放弃工作前去考试。但是他们很多人已经成为了公司的中流砥柱，因此有了这四个字，很多单位都可以完全不放人。与此同时，当时的“血统论”依然存在，很多非工农兵出生的学员得不到重视，因此单位不同意，他们也根本无法前往。
随着去掉“单位同意”的硬性条件，高考真正变成了所有人都向往，都愿意，都甘心为之付出努力的一次进入大学的，目前为止最为公平的试金石！而时至今日，每一年的高考都能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因为这是寒门最为直接公平的上进之路！
与此同时，在1977年的高考中，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小事。
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的小儿子刘江汉听闻高考已经恢复，于是也跃跃欲试准备参加这一年的考试，可是却被刘西尧拦住了。
因为那年的高考，由于准备得非常仓促，而且还没有进行全国统一命题这一概念。所以各地的题目都是由当地教育部临时出的。因此刘西尧知道所有的题。他对自己的小儿子说：“我知道这次考试所有的题。出于避嫌，这次你不能参加。”
这便是伟大的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所放射出的光芒！
查全性院士也并没有因为此事所获得的功劳而躺在功劳簿上再不起来，而是回到了武汉大学，继续进行着他的研究。即使是《人民日报》对他进行采访时，询问到他的年龄，他的回答则是八十九岁零四个月——这是作为一个学者的严谨！
高考则也在不断进行着完善，随着奥赛、体育类加分，高校自主招生等政策被取消，它正朝着更加公平的路上，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