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验
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现实实际、历史文化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千难万险，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最根本历史经验。
1.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光辉成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明确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教条，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最为先进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是教条主义的敌人，其生命力在于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为人民群众所掌握。
2.“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回顾历史，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无产阶级人数很少，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成分是农民，且长期在分散的农村活动。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要建设一个具有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极其艰难且无先例的任务。但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其中的奥秘，除了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看作党的基础建设、根本建设外，很重要的一条是吸取和改造中国古代重视修身的传统，重视党的思想建设，重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重视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党性锻炼，以保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
3.把中国的历史经验、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根本上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相融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吸取、融入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同时，又赋予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以新的活力和内容。只有做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相融合，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才能真正地中国化。
4.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正确看待和取舍传统文化遗产。在大力提倡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珍贵遗产的今天，我们应有一个冷静而清醒的头脑，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反对“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的复古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大胆吸取世界文明成果，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原文链接：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在现代社会繁忙的生活状态下，人们往往是在移动状态下收听广播。收听场景的改变带来了体验与需求的变化，传统广播时代那种在固定场景中的“仪式性”收听逐渐被移动状态下的“碎片化”收听所代替。面对收听场景与需求的改变，传统广播电台纷纷拥抱新技术，试图借助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实现转型升级。
不同于传统广播电台，商业音频聚合平台以经济效益为首要目标。在这一目标的驱使下，商业音频聚合平台以音频点击量作为内容聚合和推荐的重要依据。那些被推荐在首页的节目往往有更多被播放的机会。在流量至上这一指挥棒的指引下，流行音乐、相声段子、时尚资讯等娱乐性较强的节目往往占据了各大平台的首页位置，成为热门节目。而像广播文学、戏剧、戏曲、古典音乐等广播文艺节目却很少在热门节目榜单上被推荐。
此外，付费音频逐渐成为商业音频聚合平台的重要运营模式，改变了广播节目免费收听的局面，激励了优质内容创作，但也导致资本在音频领域的进一步扩张，热钱涌入常常会导致不计成本的粗放性竞争。虽然越来越多的平台宣称开展付费音频业务，但能够持续提供优质音频节目的平台却非常有限，行业面临陷入“内卷化”陷阱的风险。
在新技术蓬勃发展以及资本在新媒体领域扩张的今天，老年群体的广播文艺收听需求面临难以满足的境况。随着新技术的蓬勃发展，大多数人在享受移动互联网所带来便利的同时，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却面临数字鸿沟所带来的尴尬。此外，资本在音频领域的扩张导致广播电台往往聚焦25~45岁受众的收听需求，而消费力相对较弱的老年人却难以成为节目策划时的目标受众。因此，广播电台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该关注面向老年群体的广播文艺节目，如戏曲、相声、怀旧老歌等节目。媒介一直在变革，媒体责任和人文担当的定义却未曾改变，守住这些，其实是广播媒体的立身之处。
原文链接：转型中的广播该向哪里走
博物馆的数字化生存，是博物馆与数字技术的全方位、多层次有机融合，体现在博物馆运营管理，藏品保护传承与挖掘阐释，以及展览陈列、公众教育等诸多方面。
博物馆的数字化生存，构建在智慧管理体系之上。通过数字化联通，博物馆得以形成以信息流为纽带的新运作模式。近年来，国家文物局推行智慧博物馆建设，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构建集保护、管理和服务为一体的智慧体系。
博物馆的数字化生存，体现在对藏品的保护传承与挖掘阐释上。数字化技术让文物信息采集和长期保存成为可能。由藏品数字信息编织成的“知识图谱”不仅具有可持续性，还可以通过知识再挖掘，为深度研究提供可能。
博物馆的数字化生存，也为观众走近文物架起了一座桥梁。观众可通过交互式展陈、个性化导览等获得互动式与沉浸式体验，更直观、深入地感知文物背后的历史与内涵。“云展览”则可以让观众足不出户感受博物馆的魅力，拓展博物馆的观众群体。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博物馆既要拥抱变化，也不能陷入“唯技术论”，忽视技术应用中的公众体验，更不能人为抬高技术门槛，将部分公众拒之门外。
原文链接：数字化，要重视公众体验
坚持育人和育才相统一，就要抓住立德这个育人根本。“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坚持育人和育才相统一，要避免走向两个误区。第一，将“育才”等同于“育人”。第二，将“成功”与“成才”混为一谈。好的教育，应该是提倡立德树人前提下的“成才”，鼓励“成才”基础上的“成功”。要避免误区，就要抓好知识传授的基础环节、能力培养的关键环节、价值观塑造的根本环节，因材施教、深耕细作，摒弃“千人一面”的教育模式，实现“千姿百态”的教育效果。
原文链接：坚持育人和育才相统一
第七次人口普查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其中蕴含的人口演变趋势信息对我国接下来的发展战略转型具有重要的引领性作用。从区域结构看，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口演变出现了巨大分化，这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通过比较六普和七普的数据，2000—2010年，中国只有4个人口萎缩的省份，分别是贵州、重庆、四川、湖北，分别减少了49万人、166万人、193万人、227万人。而2010—2020年，中国人口萎缩省份扩大到6个，变成了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10年间分别减少55万人、65万人、79万人、115万人、337万人、646万人。整体来看，10年间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0.2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0.79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1.20个百分点。
原文链接：人口指标的“变”与“应”
价值观是人们判断是非曲直、善恶美丑的标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就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追求理想生活目标的故事叙述系统。只有基于本国大多数人民和全人类根本利益的价值观，才能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讲好中国价值观的故事，必须坚定文化自信，走出西方价值观设置的话语陷阱和情节限制，按照中国理念和中国话语，实事求是地讲述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成功故事，讲述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道路的故事，讲述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讲好中国价值观的故事，首要的就要讲好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奋斗经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晰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应该享有更高程度的民主、更为全面自由发展的权利。中国人民所要求的是真真切切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在这个基础上享有的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日常生活的协商权、监督权、参与权，中国人民希望生活在一个人人均可出彩的社会之中，中国人民希望每个地区、每个家庭、每个人都能够摆脱贫困。中国价值观彰显于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叙事情节之中：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平等公正的社会制度；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民逐渐富裕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大限度地增进人民福祉。
原文链接：如何讲好中国价值观的故事
近年来，受逆全球化影响，中国的正常经贸活动频频受到各种干扰，叠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中国外贸面临着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在此背景下，如何加快推进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话语权迫在眉睫。“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立足国内大循环，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以及“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这为我们依托城市群，通过建设多中心空间结构促进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飞速发展和产业分工的现实要求，互联互通的城市群逐步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依托。特别是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实施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布局，同时强化城市之间的市场整合和经济互动，可以在较大的地理范围内，充分利用不同城市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将其建设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
多中心意味着城市群建设过程中要避免经济活动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市形成“一股独大”的空间布局，而是要将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适度分散在若干较大城市。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在双轨制资源配置机制下，大量生产要素汇聚在区域中心城市形成的单中心结构并非完全源于规模经济的内在要求，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由“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所致。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市场拥挤和市场分割严重阻碍了中国外贸竞争力的提升。城市群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有助于打破城市之间的行政和市场藩篱，推动城市之间功能互补与产业互动，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地理尺度上实现市场融合和获得集聚经济，城市之间的产业协作能够发挥“1+1>2”的聚合效应，进而推动我国出口部门的国际竞争力。
原文链接：城市群多中心结构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要锐意创新思想，进一步推动治理经验的分享。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一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推崇。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农村包围城市”到改革开放后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大以后政治、经济双管齐下全方位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系列制度创新早就超越国界，为发展中国家所熟知。因此，我们有底气将中国的治理经验贡献给世界。
另一方面，要转变援助模式，加大贸易援助力度。客观来讲，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预算增长迅速，根据2021年最新公布的白皮书，无偿援助在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中占比逼近50%，主要依靠增加资金的粗放方式来扩大援助并不现实。因此，中国对外援助亟须转变方式，在现有的资金盘子里做更多的事情。即便退一步讲，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根本上也是个发展问题，只有激活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才能缓解债务压力。
当前世界经济要走出疫情阴霾，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加之气候变化等发展风险激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之路更加步履维艰。为此，各主要援助方都需要摒弃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打破思维定式，创新协商，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原文链接：如何助推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
唐代以后，有一批文人极具古人情结，如李白之于司马相如，苏轼之于陶渊明等。考察明代诗歌，不难发现，大部分诗人喜追步杜甫，李梦阳表现尤为突出，他不仅推崇少陵，而且有强烈的杜甫情结。
首先，他作有不少与杜甫同题之作。据笔者考察，计有22首，如《岁晏行》《忆昔》《客至》等。题目与杜诗略有异者有9首，如《白马》、作《白马篇》，《秋兴八首》、作《秋怀八首》等。这些同题之作，内容与题材也大同小异。题材也有效法杜诗者，如咏怀、题画等。
其次，梦阳诗极擅化用杜诗词句。如“弹剑问所私，何如李金吾”（《送蔡帅备真州》），化用“醉归应犯夜，可怕李金吾”（《陪李金吾花下饮》）。又如，“丹橘黄柑世所珍”（《柑至》），来自“丹橘黄甘此地无”（《寒雨朝行视园树》）；“二仪高下皇舆建，三极西南玉玺来”（《灵武台》），本之“二仪清浊还高下，三伏炎蒸定有无”（《又作此奉卫王》）。宋代以后诗歌化用杜诗现象十分普遍，梦阳显得尤为突出。梦阳生平创作了2000多首诗，其中化用杜句者几近四分之一。
再次，梦阳认同杜诗的“诗史”意义，其诗歌对当时政治有真实反映。梦阳学杜取得了成功，受到明清文人称赏，尤其是其七律，被认为最神似杜诗。
作为前七子领袖的李梦阳，取得如此巨大的诗歌成就，无疑与其杜甫情结有着紧密关系，也正因如此，李梦阳才能在引领诗歌回归情感传统中起到重要作用。
原文链接：李梦阳的杜甫情结
康德在不同文本中多次论述了公共性原则，这些看似零散的论述分别表达了同一原则的不同维度，并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离开了任何一个维度，康德的公共性原则都不可能得到确切的理解。公共性不仅是政治的原则和启蒙的原则，在根本上还是理性自身的原则。理性在它的自主运用之中任何时候都需要公共性作为这一运用的主观反思性和它的普遍有效性之间的中介，公共理性与理性的公共性是同一的。康德构建了我们迄今所能看到的关于公共性原则的最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后来者虽然不断尝试引入新的方法和条件去修正、补充和深化这一原则，但就理论视野而言，从未超出过康德所奠定的范围。
原文链接：政治、启蒙与理性——康德的公共性原则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