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乌啼月
万历十年（1582年）7月，明朝元辅张居正去世，终年58岁。张居正的去世不仅意味着万历皇帝将权力尽收囊中，也意味着约束万历皇帝的道德枷锁脱落，万历皇帝再也不用掩饰面具下长有獠牙的自己，也就是这个时候，万历皇帝将他贪婪与敛财的爪牙伸向了他的百姓、他的天下。
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自然是不需要赚钱的，他只需要收钱就好，在明朝因为重农抑商的缘故，田赋税收不仅是国家的主要收入，而且有增无减。万历皇帝个人的收入主要是金花银，起初每年大概有100万两白银，到了万历六年，因为大婚的缘故，所以国库又多拨了20万两。此后多拨20万两变成了约定俗成的事情。除此以外，云南每年向万历皇帝上贡黄金2000两，到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时候，增至4000两。（按今天的金价折算：4000两=200000克，200000*356=7120万，尽管当时没有如此多，但绝对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这些钱加起来再多一点额外的收入（上贡、珍珠宝石、玉器瓷瓶等）就是万历皇帝一年的正常收入，按理说，皇帝是花不完的，但很遗憾，万历皇帝是属于不够花的那一类。于是我们的万历皇帝便走上了疯狂敛财的道路。
张居正
首先被万历皇帝牛刀小试的就是张居正，张居正去世后的一年，也就是万历十一年（1583年），万历皇帝抄了张居正的家，将悉数珍宝、家产都占为己有。这仅仅是开始，随后万历皇帝又抄了大伴冯保的家，再一次将悉数珍宝、钱财收入囊中。当万历皇帝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他，这一颗贪婪的心就此再也没有停止过。
除了抄家，万历皇帝还擅长以报销的名义向国库要钱。内府库的钱是我的，国库的钱也是我的。一次也不多报销，10来万两就可以。至于万历中年，国库每年的田赋税收竟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落入万历皇帝的手中。而且最无耻的一次，万历皇帝以三个皇子结婚为借口，狮子大开口向朝廷要2400万两白银，《明实录》、《明史》都有记载，但实际上要到没有不得而知。
但这些还是满足不了万历皇帝的贪婪，于是他把手从朝廷伸向了百姓。除了因战争增加田赋税收外，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开始派遣宦官和武臣到民间收刮民脂民膏，主要的形式是让这些人充当各省的矿监。明朝的矿藏资源是允许民众开采的，朝廷不参与任何开采，只收取百分之四十的收益。但在万历皇帝设置矿监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百姓开矿不仅需要向朝廷继续上缴百分之四十的收益，还需要向矿监额外支付钱财，没有百分之几一说，全凭心情，满意就能继续开采，不满意就得继续交钱。据记载更可恶的是，这些矿监纠结无赖，借口百姓住宅或坟墓之下埋有矿藏而向百姓勒索。也就是说没钱就挖你住宅、祖坟，而且他们往往只把十分之一、二的钱上贡给了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敛天下之财，据为己有的原因可不是为了保卫大明，而是为了享受、挥霍。他所有收敛的钱几乎都用在了宫廷的开支和个人的消费上。绫罗绸缎少不了、玉器瓷瓶少不了，金银珠宝自然也少不了，在这些物品上的消费大概就每年就需要几百万。遇上公主出嫁，万历皇帝所赏赐的金银衣饰更不计其数。无论是赏赐大臣，还是赠予爱妃，无论是修缮宫殿，还是建造宫殿，万历皇帝从来都是出手大方——尽管这些钱是百姓们的血汗钱。张居正先前节流开支增加的财务收入，最终也都进了万历皇帝的腰包。
在万历十年以后，宫中仅是吃喝这一项开支就增长为原先的两倍。1585年修建慈宁宫、1598年修建乾清宫和坤宁宫虽然账面上只花费了870000两白银，但实际上的耗费应该在几百万以上，因为花费最多的木材费、人工开采费、运输费根本没计算在内。不仅是宫内，宫外的修建也没有停止修剪过，在北京仅是定陵一项就耗费800万两白银。总之，万历皇帝是一边疯狂地收敛，也一边疯狂地挥霍。
在万历皇帝执政生涯的晚年，国库早已入不敷出，无力支付战争所需的费用，但直到万历皇帝死去，内府库中竟剩余700万两白银。不顾天下之安危，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万历皇帝的贪婪与挥霍毫无疑问加速了明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