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毛泽东的大发雷霆，还有一次也让吴连登记忆深刻。那是在苏联同我国关系紧张的岁月里，苏联大兵压向阿尔巴尼亚边境，随时都有出兵的危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卧室里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忽然，他一脸严肃地叫来秘书，提出：“我要马上见苏联大使。”工作人员劝主席刷刷牙、洗洗脸，换身衣服，然后到会客厅。毛泽东依然一脸严肃，说：“就在这儿见。”既没刷牙也没洗脸，更没换衣。
后来秘书偷偷告诉大家：主席这次火可发大了！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你们不是要出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结果，苏联没敢对阿尔巴尼亚打一枪，很快撤了兵。
毛泽东在卧室里接见外国人，这是惟一的一次。开始，吴连登好生不解，事后一想，这是主席他老人家对霸权主义的一种藐视！他“穷”得硬气，谁都不怕！
主席家入不敷出难煞管家
毛主席自60年代初将工资降为3级、每月404.8元后，一直到1976年他老人家去世，一直没有调过，主席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那么，吴连登是怎样将主席的工资花得盆清碗净的呢？
平心而论，毛泽东的工资在当时是挺可观的，可几下里一分就不见影儿了。党费10元，房租水电、地毯家具80多元，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伙食100元左右；还要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开始每人15元，慢慢加到25元，最后是30元。孩子们因事派公车，他要付车费；再加上有时招待民主人士、故旧老友及家乡亲戚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就已经超过了300元。
毛泽东还有两项花费：吸烟和喝茶。
他吸烟比较厉害。有时一天要吸两三包熊猫牌香烟，每月烟钱至少得几十元。这在当时是一项不小的开支。70年代初，毛泽东改抽雪茄。生产雪茄的烟叶由北京卷烟厂选配料，用白纸和糨糊糊成一盒盒，毛泽东抽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一边看书一边就一根接一根地抽，一天下来要两三包。过量地吸烟，使得晚年的毛泽东咳嗽，气管发炎。医生出于健康原因建议少抽或不抽烟。谈何容易！这位老人毕竟抽了好几十年啊，开始身体很不适应，就时不时地从茶几上拿起雪茄，闻一闻，放下；又闻一闻，又放下，终于狠了狠心，将烟灰缸、火柴盒统统收起来，以惊人的毅力于1975年戒了烟。
毛泽东喝茶同样吓人。每个月他要喝1斤多甚至2斤多茶叶；又得从他的工资中支出30多元。
毛泽东每年还有一笔不菲的支出。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曾借给他几百块银元，资助革命事业。毛泽东谨记心间，耿耿于怀。进城后的每年春节的前两三天，他都要亲派秘书前往章府送上从个人稿费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一直坚持到章老逝世。
在吴连登的记忆中，毛泽东很少请客，偶尔为之时，几乎是清一色的民主人士及同窗好友，没有请过中共的各级干部。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丰泽园开会到深夜，他会说：“今天会开晚了，我请大家吃饭———面条一碗。”只要听到他发话，吴连登等顿时忙里忙外，将一碗碗炸酱面或打卤面端了上来。“你们吃你们的，不影响开会。”毛泽东望着众位战友吃着面条，接着说话。不用说，这顿面条，毛泽东会坚持在他的伙食费里支出。
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她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买柴米油盐、要请保姆、要买奶粉，再怎么省都不够。其父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他的理由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从来没向父亲伸过手要钱的她束手无策了，只好找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主席批准。毛泽东问后，不觉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哪好说个准数，就说：“这回李讷开销小不了，给个几千块吧。”毛泽东这次出手大方，同意从稿费中给8000元。吴连登没有将这8000元全部给李讷，担心她万一用过头，再开口要就难了。他以李讷名义存进银行5000元，交给她3000元。
很明显，毛泽东几乎每个月都要“拉饥荒”。吴连登不得不过一段时间就得给他写个报告，并当面汇报收支情况。毛泽东总是挥挥手，意思是不用说了，然后画圈批准从其稿费里提出1万元来补贴家用。
当1976年9月吴连登将毛泽东遗体护送到人民大会堂供人们瞻仰时，在这位老人的身后，除有几套毛式中山服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没有任何金银珠宝，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的遗嘱；在这位老人的身后，只有他终生酷爱痴迷的8万多册书籍！只有海外出版他的著作所付、归“中办特会室”管理的稿酬120多万元人民币。后由有关部门安排，他的子女每人仅分到8000元。
真是非常好的一个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