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今天的讲述之前，我们首先要请出的，是一位生活在西晋武帝时期的“摸金校尉”——不（音“标”或“否”）准。
看过《盗墓笔记》的人，对“摸金校尉”这个神秘的职业大概已经不再陌生。他们常年活跃于月黑风高之夜，出没于阴森恐怖的古墓之中，靠着对人情世故的特殊理解，和对风水知识的高度敏感，于无人处分金定穴，在险滩中博取富贵。
正是由于财富的来源不光彩，使得做这个行当的人即便是大富大贵了，也不敢轻易暴露身份，能够在青史上留名的“摸金校尉”更是屈指可数。我们现在能叫得上名字的，除了《盗墓笔记》中的胡八一，剩下的恐怕也就是这位叫不准的了。
大约是在公元280年前后，不准在汲郡盗掘了一座战国时期的魏国古墓时，一不小心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发现了一堆神秘的竹简。
作为一名不怎么专业的“摸金校尉”，这些被古人郑重其事藏于地下的竹简，却不怎么能够入得了不准的眼，反而可能因为耽误他寻找金银珠宝，被随手抛洒了一地。甚至到后来，因为带来的火把用完了，他竟然还把竹简当成火把用，导致大量的古籍残片就这样被他一把火给烧了。
不准在盗掘完古墓之后拍拍屁股走了，可他留下的作案现场，却给汲郡的地方官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朝廷派人前来查验现场，一口气就从古墓中又发掘出了几十车竹简，这可让小伙伴们都给惊呆了。
“荀和本”《竹书纪年》当时的晋朝皇帝司马炎，在历史上虽以荒淫无道著称，不过在对待文化遗产方面，却有着难得的开明态度。他当即命时任中书监荀勗（序）﹑中书令和峤牵头，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用当时人们能看得懂的文字翻译出来，重新整理成书。
荀、和二人接到任务的时候内心是崩溃的，因为这批竹简是用一种形似蝌蚪的文字写成的，饶是荀和二人见多识广，面对这种比秦朝小篆更为古老的文字时，还是感到束手无策。
不过，不是常有句话说嘛：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当代没有能够辨识古文的专家，那就立刻开始培养；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作参考，那就马上着手组织编订。荀和二人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将能够找到的古文材料都搬出来，组织学者边学边用，学以致用。
经过大概十年的努力，他们总算从这套汲冢残简中翻译出了七十五篇、共十几种先秦古籍。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部与《春秋》体例相似的十三篇《纪年》，也就是我们如今常提到的《竹书纪年》又或《汲冢纪年》。
“卫束本”《竹书纪年》整理古书的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可意外情况总是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不期而至。
公元289年，主持修编工作的荀勖突然去世，而到次年，晋武帝也撒手人寰，历史开始进入了晋惠帝主政时期。因惠帝痴傻不能理政，大权落入了皇后贾南风手中，和峤因与贾后不和回乡避祸，不久也突然病死了。
荀和二人先后去世，使得第一次整理古书的工作不得不停滞了下来，只留下了一套未经修正过的底本，人们一般将这个本子称作“初释本”，有时也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称为“荀和本”。
“荀和本”虽然已经有了古书大略，但由于时间仓促，其中难免会有错漏，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争议。为了修补其中的不足，曾经参与过古书修订的秘书丞卫恒又勇挑重担，再次将主持古书考订的工作扛了起来。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他潜心修订古书的时候，“八王之乱”突然爆发，卫恒的父亲卫瓘（音灌）因卷入纷争被杀。而他自己在避难的时候，被哥哥的岳父坑了一把，最后也死于非命。
卫恒死后，他的生前好友佐著作郎束皙又接力考证，这一修就又是十年。到他去世的时候，整个工作实际上还没有完成，他的继任者又断断续续修编了十几年，一直到西晋灭亡，更加完整且准确的新版《竹书纪年》才算是重见天日。为了与之前的“初释本”相区别，人们一般将卫恒、束皙接力完成的版本，称为“考正本”又或“卫束本”。
《竹书纪年》亡佚之谜《竹书纪年》从出土到考证完成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而从内容上来看，其纪事体系也可以说是相当宏大。按照《晋书》的说法，《竹书纪年》的时间上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下迄魏襄王、魏安厘王所在的战国中期，记录了差不多两千年的历史。
全书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五帝纪、夏纪、殷纪、周纪、晋纪、魏纪。可以说是一部集合了夏、商、周三代春秋，以及《晋乘》、魏史记在内的古代史料合集，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墨子所提到的“百国春秋”的确所言不虚。
尤其是我们之前曾经提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项羽的一把大火，将先秦时期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文化财富焚烧殆尽。到汉代时，古代很多颇具盛名的著作，就已经是只闻其名、不见其踪了。《竹书纪年》的出土恰好就弥补了人们的这个缺憾，对于一个致力于探究天人义理的学者来说，有生之年能够亲眼见证一部古史的重生，想想都会感到很幸福吧！
然而吊诡的是，这本书是如此的重要，但却并没有得到好好的珍惜。从出土到最后失传，《竹书纪年》只流传了不到六百年时间。最晚到北宋时期，无论是荀勗、和峤编修的“初释本”，还是卫恒、束皙编修的“考正本”，就都已经不见了踪影。
《竹书纪年》这么重要的古书为什么会失传？这是一个很让人费解的问题。到清代时，有学者朱右曾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
大意是在说，《竹书纪年》所录的史实与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完全合拍，尤其是其中提到的“尧幽囚、舜野死，伊尹放太甲、共伯干王政”这些内容太过于惊世骇俗，与儒家经学观念完全背道而驰，所以常被视作是异端邪说，因此也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考证研究，最后渐渐被遗忘也是情理中的事。
朱右曾的说法虽针针见血，但也算十分客气了，有些暴脾气的就在此言论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很不客气地把锅甩到了宋儒的身上。宋人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之后，对儒家所描述的理想秩序心向往之，因而最是无法容忍离经叛道的书贻害后世。他们在编修《崇文总目》的时候，会不会像清代编修《四库全书》一样，借着修书的机会毁书，从而将他们视作异端的《竹书纪年》给禁毁了呢？
《今本竹书纪年》对于这样的问题，如今我们恐怕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但总而言之，这部从出土时就历经波折，后来倾注了无数学者一生心血，耗费了几十年时间才考证出来的古书，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想起来总未免令人扼腕叹息。
事情到这里还远没有结束。大约是在明代中期，突然有一部全新的《竹书纪年》横空出世，以刻本的形式流传开来。一部失传已久的书失而复得，人们自然会充满期待，但可惜的是，不少人拿到书之后经过认真考证，发现里面有很多致命伤，因此就怀疑这部所谓《竹书纪年》极有可能是伪造的。
这其中最直接的证据是，按照前人的描述，《竹书纪年》在进入春秋之后用的是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又改为魏国的纪年，而现在流传的这本书，却全都用周王室的纪年方式，跟古人的描述不一致。
当然了，这样的怀疑并不严谨。因为有人后来翻阅宋代图书，发现早在南宋初年，人们在引用《竹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这种更改后的纪年方式了。你可以怀疑这本《竹书》被儒家正统学派更改了纪年方式，但却无法证明里面的内容是虚构的。
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怀疑一本书作伪很容易，可要证明他的确是伪书，就必须拿出铁的证据。西晋时出土的汲冢原简在后来的永嘉之乱时就已经被毁，原本的《竹书纪年》到宋代也已经亡佚，想要找出来进行比对已经是不可能了，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
《古本竹书纪年》还是那句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个问题虽然难解，但并不代表就真的没有解决方案，之前提到的清代学者朱右曾就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何不复原一下原本《竹书纪年》的原貌呢？
这种想法并非是异想天开。这是因为，在《竹书纪年》传世的那几百年里，有不少人读过这本书，而且还在他们自己的著述中，大量引用其中的内容——比如郦道元的《水经注》、郭璞的《山海经注》、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孔颖达的《左传正义》，都或多或少地引用了《竹书纪年》的记载——这些零零散散的资料就为还原《竹书纪年》的本来面貌提供了可能。
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寻找古书的只字片语，是一件极其耗时耗力的工作。但朱右曾没有退缩，他以坚韧的毅力终于还是把这项艰巨的任务坚持了下来，并编成一本《汲冢纪年存真》流传后世。为了将这两个不同的版本区别开来，人们一般都将朱右曾的版本称为《古本竹书纪年》，过去那本被怀疑是伪书的刻本，则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
当然了，还原古书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朱右曾手头上的资料总是有限的，所收集的资料也并不完备。到了近代，王国维、范祥雍等人又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订修正、增补资料，分别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这才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古本竹书纪年》。
在主流的研究者眼中，《古本》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显然是高于《今本》的，但也有不少学者，对《今本》的价值仍然抱有很高的期许。至于究竟该如何看待《今本纪年》的真伪，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