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家的一位著名代表尹文子讲述了一个用词错误的故事：
齐国有一位黄公，生有好谦卑的怪僻。谦逊本来是人类的美德。但谦虚得过分，而故作卑陋，却也是一种偏向。黄公有两位女儿，本来都是倾城之色。但恰恰由于女儿长得太美了，黄先生偏偏逢人就讲自己女儿是丑八怪。黄公女儿是丑八怪的名声传播得很远，以至于两位女儿青春年华已过，整个齐国无人敢娶。
卫国有为鳏夫，冒然把黄公的大女儿娶过来，一看竟是倾国之色，然后对人说：“黄公有过分谦虚的怪僻，故意说女儿长得丑，妹妹也一定长得美。”
于是人们争着娶黄先生的二女儿。某位幸运者娶来一看，竟然也是倾国之色。
尹文子就此评论道，倾国之色是实际，是真实概念，而丑八怪是虚名，是虚假概念。
名称、语词在形成之后，有其约定俗成的含义，人们不能随意改变，在使用它们时，应该依据实际情况为转移。一般人都知道什么叫美，什么叫丑。一个事物美，我们说他美，这是真实概念。反之，就是虚假概念。黄公的两个女儿本来就有倾城之貌，我们说他们是美女，这是真实概念。若说他们是丑八怪，就是虚假概念。
《荀子·正名》篇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说的也是类似意思。即名称没有本来就合适的，大家共同约定一个名称来指称一个实际，形成了习惯，就是一个合适的名称，故意用跟这个约定不同的名称来称谓，就是不合适的名称，名称本来没有固定所指的实际，大家共同约定来指称这样的实际，形成了习惯，这就叫做真实的名称。
黄公的错误就在于错误地使用了概念，没有能够弄清楚概念和语词的关系。
我们交流思想要运用概念，概念是思维的细胞，但概念要靠词语来表达。
概念无臭无味，无轻无重，我们可以理解它，描述它，却无法感知它。我们不能直接看到或摸到概念。要把头脑中的概念传达给别人，必须借助于有声的或有形的词语。
词语是表示事物的声音或笔划，这些声音之所以能够表示事物，就是由于人们头脑中有相应的概念。概念与词语相互依存。
有人不理解，说交通警用红绿灯来指挥交通、海上船只用旗语来联络，人们在交际时点头赞成、摇头表示反对，这不说明概念也可以感知吗？
其实，红绿灯、旗语以及点头、摇头所表示的意义还是要通过词语来解释，人们才能理解。美国人在公共场所演讲，举起双手与头并排，掌心向着听众，成投降式，是要求听众表示安静；但是在希腊这是最侮辱人的手势。印度人的习惯，点头是反对，摇头是赞成。可见，用手势来表示思想还得用词语来解释。
思维离不开概念，我们要把头脑中的概念传达给别人，必须借助于有声的或有形的词语。概念是词语的思想内容，而词语是概念的表达方式，但它们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词语之所以能够表示事物，就是人们头脑中有相应的概念。概念和词语相互依存，概念是词语的思想内容，而词语是概念的表达方式，但它们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
一方面，同一个概念可以用不同词语来表示。例如，蒋介石这个特定的历史人物，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称呼，北伐时期人们称他为总司令，他的黄浦军校的学生一直称他为校长，部下称他为委座，还有人称他为中正先生，共产党称他“蒋该死”、“蒋秃子”，唐人的小说里说他是“郑三发子”。死是一种生理现象，中国人有上百种委婉的说法，一个字有“亡”、“故”、“薨”等；两个字有“断气”、“长眠”、“物化”等；三个字有“回老家”、“上西天”、“见阎王”等；比如过去讲“与世长辞”、“骑鹤西去”、“百年之后”等，基督教有“上天堂”、“下地域”，共产党人把死亡幽默地说成“去见马克思”。
另一方面同一词语可以来表现不同的概念，这种现象叫一词多义。比如，北京是个内陆城市，但北京有很多地方被称为海，有“中南海”、“北海”、“什刹海”等。有人说“海”是蒙古语“海子”的简称，意即花园。本是这是元代沿袭下来的名称。酷本意是残酷的意思，现在流行的“酷”却有俊、潇洒、时尚的意思。“喝高了”的“高”不是个子高的高，而是醉的意思。
在人际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某个词语的多义性，而发生误解的情形是常常发生的。
古时候郑国人把未经雕琢的玉称之为璞，周人把未腊干的老鼠肉也称为璞。由于同名异实，在一次买卖中闹了笑话。周人怀里揣着他的璞问郑国的商人：“要买璞吗？”郑国的商人说：“要呀！”当周人拿出璞来，郑人一看是老鼠，就谢绝了。
词语由于其已经超越了感知的直接性、形象性，具有概念的概括性、超时空性，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因而成了人类认识的得力工具，辩论交际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在说话或行文时要考虑到词语和概念间的复杂关系，选择确切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以防止引起别人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