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被动挨打，大清被迫反思洋人为什么会那么强？一些有识之士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是晚清重臣曾国藩开办安庆内军械所。一年后，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在上海也办起了制造军火的洋炮局。虽然在性质上都是军工厂，但曾国藩用的都是中国人，而李鸿章却很注重使用西方的技术人才。李鸿章的父亲与曾国藩有同年关系。因为这层关系，李鸿章在1845年即师事曾国藩，并得到曾的赏识。李鸿章回忆说：“臣从曾国藩讨论军事数年，见其选将练兵，艰苦经营”，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李鸿章曾经很感恩地对曾国藩说：“鸿章侍函丈最久，于时事微有通晓。”[1]因而，李鸿章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自强”衣钵，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具有“中体西用”、“以夷制夷”的功利色彩。李鸿章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是不落后的。他曾经在给慈禧太后的奏章中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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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曾国藩与李鸿章渴望通过学习“西人之长技”“以夷制夷”来实现中国“自强”的共同目的，使得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晚清中国形成了强大的洋务阵营。中央有奕䜣、文祥、桂良，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他们在“祺祥政变”后掀起了第一波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崭新事业，虽然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以夷制夷”，但在风气未开的中国，在“外国只能学习中国，中国不能学习外国”的传统士大夫与封建顽固派这潭死水中，无疑是投入了一块巨石，洋务运动遭到他们的抵制是在所难免的。
腐朽的晚清官场
推行洋务运动，无论是练兵、制器，还是购船买炮、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无一例外的都要睁眼看世界，同洋人打交道。1862年（同治元年），奕䜣上奏慈禧太后，在北京创办同文馆，招收学员学习外文，方便外交以及商务等等。但是，这一主张，保守派却极力反对。
1866年，奕䜣考虑到中国引进西洋船舰、制造火炮以及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无一不和天文、算学有关。因此，他上奏慈禧太后，设立天文算学馆，请西洋教习来教授天文、算学。奕䜣的这一主张，当时作为监察御史的张盛藻跳起来大加反对。张盛藻认为，中国人走科举之道才是正途。他摇头晃脑的说：“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门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3]
本文根据少年行改写
用现今的话来说，张盛藻认为，中国的孔孟之学，尧舜之道，就像是一枚威力巨大的原子弹，是战胜一切敌人的不二法宝。张盛藻的意思，大清朝的子民都应该好好地读四书五经，学习西方人那些玩意儿，实在是多此一举，没有什么用处。
张盛藻的说法，代表了晚清帝国传统士大夫的主流观点。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把同洋人打交道视为汉奸行为。至于到西方走一走看一看，了解西方的风土人情，更被看作是入虎狼之穴，视作畏途。
[1]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2]《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25 第9页，中华书局 1979年版。
[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 2 册，第 2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 4 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