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左三）在地头与农民聊天。
近些年时兴用方言土语，这样有时会表现出殊异的韵味。在我们陕西的语境里，愚人的对应词是“瓷锤”或“瓜怂”，于是我就想将题目叫做“瓷锤的奔波”或“瓜怂的苦旅”，可是又觉得很不对味，有失严肃，遂回归柳青的用语，将题目定为“愚人的跋涉”。
到今天，见过作家柳青的人已经很少了，而我却有幸见过两回，主要一次是1959年，我正在陕西师大中文系上学。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去长安县皇甫村访问了他。近期网上流传一个电影纪录片短片，表现的是柳青在皇甫村的生活和写作。其中有个镜头是：柳青从书架上取了一本书，然后伏到写字桌上。正是那张写字桌，是我那时见过的，上面放着一沓稿纸，稿纸上写的是《创业史》下部第四章，字迹工整，涂改洁净。
我一直认为，柳青是个思想家。很少有像他那样的作家，能留下好几条名言，进了我们民族的思想宝库。如：“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如：“作家的创作是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的。”再如：“文学是愚人的事业。”
何谓愚人？在我看来，是对文学事业的执着、痴迷、苦恋、心无旁骛，怀着至死不渝的火样热忱。不专注、不笃志的人不是此处所说的愚人；没韧性、没决心的人也不是此处所说的愚人；只记着名利、忘乎一切的人同样不是此处所说的愚人；工夫在诗外的人仍然不是此处所说的愚人；没有艺术细胞缺乏悟性的人更不是此处所说的愚人。这些人是搞不成文学的，趁早金盆洗手。
在我们陕西老一辈的作家中，愚人很多，而以柳青为甚。论革命资历，论思想水平，论才学，论能力，全国一解放，他起码可以捞个省级干部当当，要车有车，要鱼有鱼。可是他对此不屑一顾。他一头扎进长安县的皇甫村，雁来雁去八年多，写出了震动文坛、影响了陕西几代作家的《创业史》，而他把所收入的稿费，悉数捐赠给了当地农民。直到重病缠身、弥留之际，他仍念兹在兹，思考作品。他是带着一腔的不舍和牵挂，离开文学的，享年只有六十一岁。
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时，起初写了数十万字，后来写到一百多万字，最后又定稿为三十多万字。二十世纪末，他每次给了报刊稿子，往往是已经排版，他还要一改再改，以至于搞得排字工人都无奈地长叹。他对文字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举世少有。老杜还写过一部叫做《太平年月》的长篇，由于他自己感到不够满意，至死都未出版。假如此稿出于今天某些人的手上，那肯定会成另一种情形，无须我多说，反正稿费是会拿到手的。
柳青、杜鹏程之后，我们陕西的一代代作家，大多都把文学看做终生挚爱的女神。他们不愧是柳青精神塑造的“愚人”。他们不羡途中的奇花异草，孜孜矻矻，埋头跋涉。他们每写一部作品，都像穿越一片千里无人的茫茫戈壁，甘于孤独和寂寞。正由于这样，《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秦腔》《主角》，都被他们写出来了，使陕西成了全国公认的文学重镇。在此过程中，许多人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殉道精神，有如夸父追日一样，倒在半途的数不胜数。我可以信手举出一大串名字，他们都是远不到死的时候却竟死了：李佩芝、路遥、邹志安、京夫、田长山、陈忠实、王观盛、张子良、蒋金彦、王晓新、红柯、冯福宽、徐剑铭……二十多年之间，一个连着一个，何等悲壮！
秦俑赫赫，碑林森森；昨日鲁艺，今朝作协，恐怕只有文化积淀特别深厚的陕西，才会出现这么多以文学事业为天的愚人。
我也可以算是半个愚人吧。此生为了创作，我牺牲了无数娱乐时间。有一次发生地震，整个大楼上的人都跑至楼下，惊恐万状，喊声一片，而我，竟浑然不觉。在我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还一直想不起应该给自己开一次作品讨论会；现在已上了八十五岁了，也只开过一次。
文学和艺术，说好搞，也好搞，人人都能来两下；说难搞，也难搞，好些人苦苦跋涉一辈子，连一篇作品也留不下来。文学生产是有它的特殊性的。若是搞某些工程技术项目，比如修一座跨海大桥，你只要把钱和人力拥上去，一般都可以胜利完工；而要写一部在各方面都与《红楼梦》水平相当的长篇小说，或者写一篇在各方面都与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水平相当的散文，你试试同样把钱和人力拥上去吧，甚至加倍地拥上去——完全可能徒手而归。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曾想将国歌的歌词重新写一下，全国所有的诗人和词作家都被动员起来，我也参加了——结果没有一首可达要求。从事文学创作，是一种艰难困苦甚至会潦倒一生的事业，必须有一批死心塌地永远不改初心的优秀愚人。
文章来源：《今晚报》2021年10月13日第8版
作家简介
刘成章，陕西延安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文学家》主编、陕西省出版总社副社长、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品有《羊想云彩》《安塞腰鼓》等。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陕西省“双五”文学奖特别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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