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写作的修辞技巧
岳海翔
要使公文的语言表达做到准确、鲜明、生动、形象，就必须讲究修辞。公文用语讲究修辞是指根据公文表达的需要，选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去表现所要表达的内容，以增强语言表达的效果。现代汉语中常用的辞格有二十多种，这些对公文都不是陌生的。公文用语常用的修辞类别与方式一般有以下四种：
（一）气势性的修辞
气势是一篇公文的精神支柱，是论势和文势的统一。论势，即立论的雄辩性，在情理上使人感到无可辩驳，在发展方向上使人感到是历史趋势；文势，即论述方法，要从理直引出气壮，势如破竹，一气呵成。一篇写作十分成功的动员令、宣言、声明、公开信以及重大问题的指示、通知、决定、讲话稿等等，往往都伴随着斩钉截铁、令行禁止、排山倒海的气势。这种气势主要来自对排比、顶真、层递、综说等辞格的恰当运用。如“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里使用的是“排比”的修辞方式，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排比运用，构成一个强大而又肯定性的语势，令人不容置疑。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79页）。这段话从“决心”追溯到“判断”，又从“判断”追溯到“侦察”与“思索”，首尾相接，使用的是“顶真”的修辞手法，亦即“蝉联”，其势如江河直泻，川流直奔。
（二）完整性的修辞
在我国，公文是社会政治集团，即党和国家机关在领导党的事业和治理国家施政方面，表达意志、传递策令的一种重要工具和手段。这一特殊性的地位决定了公文的用语必须坚持对立统一的完整性，即在阐述正确观点、正确思想、成功做法、规范行为的同时，伴随着要指出什么是反面观点、错误思想、失败做法与不应当有的行为。不仅法规性文件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就是一般地制发通知、决定、决议等也往往需要这样。把正反两个事物放在一起对比交待，也是党和国家公务活动的客观需要。因为公务活动的内容本身就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矛盾，对比交待就是把这样一对矛盾突出在人们面前，有利于公文用语的准确和严整，防止出现偏颇和疏漏，大大增强人们对事物的全面理解与认识。
完整性的修辞，主要表现于对回文、对比、反复、对偶、进解等辞格的运用。例如“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这是“对比”，用“小米加步枪”与“飞机加坦克”来对称，说明正义的力量必然战胜邪恶势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严以律已，宽以待人”“我们的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决不能匆忙行事，急于求成”，这是“对偶”。
再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文为例：“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39页）。“执行”与“一致”在这段话中反复使用，故称“反复”的修辞方法；此外，像“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等语句，又是采用“回文”的修辞方法，即利用语言形式的回环往复反映事物之间的相互辩证统一关系。
（三）生动性的修辞
公文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同样是需要讲求形象生动。只有写得生动，才有利于增强公文的可读性，加深阅者的具体理解，以利于贯彻执行。我国古代公文浩如烟海，但流传今世的寥若星辰。像李斯的《谏逐客书》、汉高祖刘邦的《入关告谕》，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三国蜀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晋代李密的《陈情表》；南北朝时期南朝陈中书舍人傅滓的《狱中上书》，唐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书》，韩愈的《论佛骨表》，刘禹锡的《陋室铭》、；宋代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欧阳修的《朋党论》，明代解缙的《万言书》，清代薛福成的《出使奏疏》、《出使公牍》等等，之所以经久流传，至今不衰，这与它的生动性有着直接关系。翻开《毛泽东选集》，那一篇篇公文，写得是那么生动，无不闪烁着理性的思辨和艺术的光辉。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一文中特别强调文章和文件都要具有生动性：“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
公文的生动性主要取决于形象化，即对比喻、讽喻、借代、反语、析词、换字、歇后语等辞格的运用。
“反语”是指使用与本义相反的词语，以表达本义，包括用褒词表达贬义，以毛泽东同志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为例：“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月第2版，第830页）。这里的“创作”是取其反意而用之；还有的用贬义词表达褒义，例如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个恐怖现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6页）。
这段话中的“动不动”“为所欲为”“恐怖现象”本是贬义词，而毛泽东同志却运用这些词语称赞农民革命运动。由此可见，“反语”可以大大增强语言的趣味性及生动性。
“比喻”可使抽象、深奥、生疏的事物具体化、形象化，使阅者获得深刻、生动的感觉。例如《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同志运用了“‘蘑菇’战术”的比喻，即“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从而生动而又具体地表明了西北野战军指战员应当坚持的正确作战方针。
“借代”可以使抽象的用语完全形象化。例如用“小金库”指代“公款私存，收入不进帐”；用“清茶一杯”指代“不搞大吃大喝”；用“骨头与肉”指代“生产建设投入与人民生活投入”；用“伯乐”泛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领导干部等等。
“换字”可使语言形象、明快，即将比较固定的一个词语中的某一个字临时加以更换。例如以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28页）。这里的“武”是从“文”字临时抽换而来的，使语言形象有力。
“析词”是为了把话讲的诙谐、生动，而将一个复音词或一个固定词组故意拆开，取出其中一个字来单独使用。如上面所引的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话，把“剿共十年”中的“剿”字抽出来单独多处使用，使语言十分生动，富于幽默，形象逼真。
（四）精粹性的修辞
公文用语十分需要言简易赅，文约事丰，这是公文用语的一条基本原则。要做到这一点，除了紧扣主旨，力戒重复，讲求概述，删繁就简等外，运用“省略”“浓缩”“综说”等辞格进行用语修辞，也是十分重要的方式。例如“必须大力加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这是一个综说句，其中的“必须大力……部队”为综合，“革命化……建设”是三个并列成分。假若不进行综说，按其同义内容，必然写成“必须大力加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革命化建设，必须大力加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大力加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显然这段话很罗嗦。由此可见，经过“综说”修辞，既可节省文字，又使用语达到精粹凝练。
借助于数词或数量词进行“浓缩”修辞，是使公文用语达到言简意赅的又一种重要手段。例如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浓缩为“五位一体”；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高度浓缩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概括为“三去一降一补”等等。
此外，公文写作中常常“省略”一些可以省略的句子成分，以期达到用语的精炼。例如：
“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今冬明春，特别要扎扎实实地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坚决刹住………的不正之风。二、坚决刹住……的不正之风。三、坚决制止……四、严禁……五、严格……六、对于……”。
上述这段文字的一至六条，都省略了“各级党政机关”这个主语。至于地名、机关名称、事物名称等普遍采用了“省略”的作法。
（作者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公文写作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公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