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25日，葡萄牙士兵在澳门关闸处，以向前挪动拒马、吐口水、辱骂、随意踏入边界线等方式挑衅我方士兵。我方士兵上前交涉，葡萄牙士兵竟用刺刀刺中我方士兵，并搬出机枪向我方士兵进行扫射。
我军见状，立即进行还击，双方你来我往打了一会儿，葡萄牙方间见打不过我军，竟向拱北开炮，炸毁数座民房，造成数名百姓受伤。
此事一出，举国皆惊，叶剑英元帅当即出面进行调停，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第二天26日，我方代表人员随即前往澳门与葡萄牙方进行谈判。
然而就在我方谈判之时，葡萄牙方竟然趁我中国士兵在升旗的时候，用大炮偷袭我军，直接造成我军两名升旗手当场牺牲。
关闸
随即，关闸一代再一次枪声大噪，震耳欲聋的炮声不断传来。临近关闸的澳门居民纷纷闭门不出，原本繁华的街道一下子变得空无一人。
葡萄牙方面的做法简直令人恶心不已，毛主席听闻之后，立即进行了作战部署，并命令道：要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以打击西方反华势力，打出军威、国威。
原本相安无事的中葡两国，为何会突然发生冲突呢？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向世界宣布：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也不承认英国在香港、葡萄牙在澳门的所有特权。
但我国一向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在未谈判之前，为澳门人民生活考虑，暂时维持现状。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香港、澳门实行的方针叫做“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长期打算”就是争取合适的时机，“充分利用”。就是要利用这两座城市比较成熟的国际通商口岸的身份为国家谋福利。
例如在广东大陆解放后，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就指示柯氏兄弟在澳门成立了南光有限公司——一家主要用于筹集解放军急需物资的贸易公司。
这家成立于1950年5月的南光公司后来经澳葡当局承认为中国在澳门的代表机构。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它为冲破美国“禁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直到1952年，中葡两国在澳门都相安无事。这一是因为中国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北方的朝鲜战争，二也是因为葡萄牙人在澳门盘踞已久，势力盘根错节。
1518年，葡萄牙人西芒率领三艘船只抵达屯门，擅自修筑了房屋和炮台，又像对待非洲黑人一样抢掠百姓、蹂躏妇女、买卖人口。
当时明朝与其开战，三战三捷，将葡萄牙船只打得丢盔弃甲。1572年，葡萄牙人贿赂了部分明朝官员后，公开向明廷提出了“租居”澳门的说法，每年向明朝廷缴纳地租五百两，直到1849年葡萄牙人拒绝缴纳地租为止。
图|葡萄牙占据的澳门
清政府衰落之后，葡萄牙人抓住时机，于1887年12月1日签订了清廷丧权辱国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这是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实行对鸦片征税，不得不取得西方国家支持之下的条约，也是将澳门近乎“割让”的条约。
其中有关中国对澳门主权的说明仅有一句：“未经大清国首肯，大西洋国（即葡萄牙）永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由于条约中赋予了葡萄牙人“永居管理澳门”的权利，事实上清政府已经丧失了对澳门的控制权。自条约签订后到1910年，葡萄牙人通过侵略手段完成了对澳门全境的占领。
从1572年葡萄牙人“租用”澳门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葡萄牙在澳门“居住”和“占领”的总时长已经有了近四百年。
因而在处理事关澳门的问题时，新中国总是显得格外谨慎。只是谨慎不等于退让，我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葡萄牙人恰恰就在中方努力想要维持澳门和平的时候开始”搞事情“。
图|澳门关闸事件
葡萄牙人选定的地点，叫做关闸。为更好管理和限制在澳葡萄牙人，关闸每个月只开放六次，供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平日里都有六张封条贴好。
自建成以来，关闸始终被列为我国“四大海关”之一，直到1849年葡萄牙人侵略澳门时砍倒了桅杆，毁掉了关闸。根据《澳门大辞典》记载，1870年葡萄牙人修建了新的关闸，也就是当今的关闸。
20世纪50年代初期时，葡萄牙在澳门驻军约为1500人左右，以雇佣的黑人佣兵为主，黑人人高马大肤色又深邃，威慑力相当强。
1952年7月25日下午6时10分，澳葡当局派在关闸最前哨的一名黑人士兵突然越众而出，移动到了关闸口距离中方哨兵相距一米左右的距离处站岗，并将横置在双方哨位之前的“木马”向中方推移。
这是很明显的挑衅行为，即便双方都没有说话，葡萄牙士兵也非常清楚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意思。
图|澳门关闸
中方士兵并没有畏惧眼前人高马大的黑人士兵，当时正在我方最前哨站岗的哨兵赵学登本着“不主动惹事，也不示弱”的原则，打手势示意对方士兵将“木马”向后移回原位。
该葡萄牙士兵不仅不顾中方手势警告，还号召了另外九名葡方士兵，共同将“木马”退到了中方警戒线内，最前方的葡方哨兵甚至本人越过了警戒线一米左右。赵学登再次向对方打手势提出警告，依然没有得到回应，中方士兵当即上前制止。
不难看出，这次冲突算不上偶然事件。正常情况下，中葡双方在关闸附近驻扎把守的哨兵只有四五个人，对方能够很快叫来九个人已经说明了问题。
而且葡方士兵在行动的过程中是一步步试探的，每次前进一米左右，更是证明他们是有目的的行动，就是为了试探中方的底线。中方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绝不会在底线问题上退让，冲突一触即发。
图|澳门关闸
或许正如葡萄牙人所愿，或许事态到后来也超出了他们原本的预期，总之这一次肢体冲突很快演变成了火力交锋。
交锋从中方士兵上前阻止葡方士兵，却被对方刺伤左臂和右手开始，葡方士兵甚至回到自己的营房内搬出了一挺机关枪以示威胁。中方士兵丝毫不示弱，立刻向澳门方向投掷了手榴弹以示警告，警告对方不要乱动。
葡兵不仅没有停止自己的侵犯行为，反倒继续向中国境内开枪，中方士兵被迫予以还击。双方不断向后方较大的兵营请求支援，调来更多的士兵和更先进的武器，最终双方都在关闸附近动用了大炮。
晚上八时左右，葡兵向大陆拱北一带开了几十炮，拱北普通居民受到严重影响；中方也同样开炮还击。由于葡方黑人士兵很早就开枪将附近的路灯射熄灭，所以很难估计影响。
图|位于澳门的望厦炮台
冲突的时间不长，事态也没有继续扩大，但关闸作为主要冲突地点显然不可能恍若无事。冲突发生后双方立刻进入了紧张戒备状态，关闸关闭，双方人员停止进出。
这一次冲突也被称为“关闸事件”，是中葡两国在新中国成立后难得的一次火力冲突，因而迅速引起了双方的重视。
关闸事件发生后，中共澳门工作组组长，澳门南光有限公司负责人之一的柯正平立刻赶到了广州，叶剑英在广州珠岛宾馆接待了他，向这位来自澳门第一线的负责人了解了在场的具体情况，以便向中央请示。
1952年的朝鲜战场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澳门不宜与葡萄牙发生大规模冲突。叶剑英看出了柯正平的忧虑，安慰他：“只要我们工作做到了，事态不会扩大。”
得到叶剑英指示后，柯正平迅速返回澳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继续工作。
图|叶剑英
事发后，中方很快向澳葡政府发出通知，谴责葡萄牙士兵闯入中国地界、首先开火的行为，指出此事葡方应付全部责任。
通知发出时，柯正平作为中方驻澳门代表正在广州，中澳两国当时又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澳葡政府一时之间束手无策，问计无人。
最终，他们委托了经济局局长罗保全权处理此事。罗保全则请出了澳门中华商会代表马万祺等人出面调停。
马万祺在了解了关闸事件全貌后，深知这并不是简单的“争执”，而是事关澳门和平稳定的大事，因而也不敢擅自做出决定或者行动，表示要先同广州方面联系。
因此，他拨通了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代部长饶彰风的电话，告知对方提出的谈判要求。饶彰风立刻向叶剑英汇报了此事。
图|马万祺
关闸事件是澳葡当局的公然挑衅，这一基调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被定下了，因此也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负责人叶剑英全程的高度重视。
在朝鲜战争期间国际形势相当复杂的情况下，澳葡当局此举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尽管葡萄牙并不在朝鲜战争上的“联合国军”之中，但毫无疑问他更大可能是支持美国而不是中国，在此紧要关头，控制事态、避免节外生枝显得格外重要。
叶剑英很快将此事汇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又上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给出的指示是：“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国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
这句话安定了叶剑英的心，在从马万祺、柯正平等人手中不断得到澳葡当局动向的第一手情报的条件下，秉承毛主席的指示，叶剑英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议对策。
20世纪中期的葡萄牙已经远称不上是大国了。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葡萄牙这匹“骆驼”从17世纪开始，已经先后“瘦死”好几次了。
叶剑英元帅
从最早被英国和荷兰抢占殖民地，到1807年被拿破仑占领首都，贵族们甚至被迫逃到了殖民地巴西，以里约热内卢作为葡萄牙首都。
1949年，葡萄牙加入了北约，两年后与美国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开始允许美国在葡萄牙及其属地建立军事基地。
因此，在处理与已经可以被列入“小国”之列的葡萄牙之间的外交关系时，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宽大处理”的度，既要展现胸怀气度，更不能弱了气势、吃了亏。
在紧急会议上，与会人员大多情绪激动，提出了许多从军事、政治、民生等方面封锁澳门的方案。叶剑英大多数时候都在认真倾听、记录大家的意见。
直到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他才开始阐述自己的想法。叶剑英先是对大家激动的情绪表示了理解，又点名了葡萄牙现状：一个已经衰落的帝国主义国家。
图|1952年的英国伦敦
随后，他向大家讲述了毛主席的指示，并点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需要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随后，他提到了最重要的一点：澳门居民也是同胞，闭关制裁真正的受害者还是普通的澳门居民。最终，他总结道：“这件事的性质毕竟是地方事件，用不着大动干戈。”
叶剑英有一点说得非常对：关闸事件后，澳门普通居民的生活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且不说在双方开枪、开炮的时候受到惊吓的居民，自关闸关闭之后，澳门居民的补给已经出了很大问题。
明清时期关闸之所以要一个月开六次，就是为了给澳门居民提供必要的补给。澳门没有香港那么便利的交通环境，很多物资还是需要陆运提供的。
关闸关闭后，澳门几乎成了一座孤岛，粮食、水、蔬菜等的供应都出了大问题，还有很多谣言在澳门居民之中流传。
图|澳门
也正是因为民生方面的大问题，再加上不断变形、越来越离谱的谣言，让澳葡当局深感此事的严重和棘手，才尽快联系中方解决此事的。
在紧急会议进行当中，饶彰风匆匆走进会议室，向叶剑英汇报了马万祺的最新消息：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此事的解决办法。
由于中澳两国尚未建交，最终决定由澳葡当局委托两位民间代表前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商谈。时间就定在了第二天的早上，八点出关闸谈判。
会议的议程随后有了一些小小的变化，一是选出了接触谈判的人，二是提出了中方的三个谈判条件：第一，澳葡当局必须担保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第二，必须就关闸事件做出正式书面道歉；第三，必须赔偿中方损失。可以说，中方所提出的要求并不是“狮子大开口”，而是真正奔着和平解决问题而提出的必要要求。
与此同时，澳葡当局也在对两个即将参与谈判的民间代表交代自己的立场。葡萄牙在澳总督的想法是：谈判只求不要将事态扩大，但要避开事件的责任，不谈谁对谁错的问题。参与谈判的何贤顿时一惊，好话、软话都不说，如何能正常谈判呢？另一名民间代表正是马万祺，他则请澳葡当局负责人罗保查明关闸事件全过程，并通知葡方士兵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绝不可以随意开火。
图|时任澳门总督的史伯泰
前文所述双方都做了很多准备，该请示上级的请示上级，该开会的开会，该请代表的请代表。但是这些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关闸事件当日发生的。
关闸时间发生的次日早上，双方如约到达关闸之前，尽管没有人开火，但人迹罕至、军队戒严的状态依然让人能够清楚地感受到紧张，甚至双方的剑拔弩张。
中方代表提出了自己的三个条件，着重强调了葡方必须作出道歉，因双方要求相去甚远，这次谈判不欢而散。
代表澳葡当局参与谈判的民间代表又累又气，何贤在赶回澳门后直率地对罗保说：“你们不改变态度，跑一百次也没用的。共产党连美国人都不买账，何况是你们葡国人！”
这些意见都被转给了葡萄牙在澳总督，但他仍觉得只能答应第一条即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其他两条都不愿答应。
关闸
事实很快打了这位总督的脸。就在双方积极协调的时候，7月26日、29日和30日间，部分葡萄牙士兵再次向中方开枪、开炮。
中方当然不会坐视不理，硬挺着挨打，而是给予了坚决地还击。最终澳葡方面死亡两人、伤七人。
中国官兵因没有占据“先发优势”，牺牲两人，伤三十人。拱北附近的村民、游客、船员和乘客等也有总计两人因流弹死亡，9人受伤。关闸附近的民房被大量摧毁，部分农民的耕种工具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是可忍孰不可忍，接二连三接到挑衅的中方在8月2日这一天封锁了关闸通道，澳门城内彻底断绝了生活资料来源，几乎变成一座“死城”。澳葡当局也因此受到了市民们的猛烈抨击，因生活基本条件不足，在澳居住的普通居民怨声载道。
感受到事态严重性的澳葡当局这次慌了手脚，再次请出何贤、马万祺两人代为沟通，请求中国政府宽恕。
图|何贤
两人在代为转达意见时，也着重提到了澳门市民的缺粮问题。又根据葡萄牙政府的说法，认为双方只是语言不通导致了误会，本意还是愿意和睦相处的。
8月10日，叶剑英在华南分局常委会议上再次重申关闸事件经过和处理意见，出于不扩大事态的要求赞同了对方“个别士兵失误”的说法， 因而决定予以宽大处理，但仍需要澳葡政府赔偿和道歉。
这段谈判的日子里，最忙的要属何贤和马万祺了，他们二人之所被请来作为民间代表，并不是因为亲近澳葡政府，只是因为与负责人罗保关系较好，且有一定的民间威望，两人也是真正心细澳门居民的人。
因而他们两个在谈判期内来回周转，最多的时候一天通过关闸三次。中方为了澳门居民也让出了一小步，但原则性的问题坚持一步不退。最终，澳葡政府妥协了。
1952年8月23日，澳葡当局带着一张“道歉书”来到了中山与前山边防局，保证今后不会再有同样事件发生，并赔偿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生命财产损失四亿四千三百多万元（旧币）。
关闸事件纪念碑
其实，澳葡政府的道歉诚意仍旧稍显不足，因为即便在签订的协议和道歉书中要求了葡方要登报道歉，葡萄牙政府也没有就此事实践或者道歉。好在，关闸口打开后百姓生活恢复了正常，可以继续在澳门城中安居乐业了。
军事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不是没有的，葡萄牙将哨兵高位后撤到了关闸圆拱之下，并严令今后任何葡方武装士兵不可以出关闸门外。
7月25日最先挑起冲突的葡方原岗位之间不再设防，闸门下的“木马”也被撤销了。8月25日，也就是第一轮冲突发生的刚好一个月后，中葡之间陆地交通恢复，宣告双方紧张关系接触，“关闸事件”和平解决。
“关闸事件”和平解决，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对中国和对葡萄牙来说都是好事，双方也相当于达成了双赢的局面。但是，因为葡方挑衅而牺牲的士兵终究是无辜的。
1957年3月，珠海县人民委员会为纪念牺牲的烈士立碑，他们也算能够看到如今澳门回归祖国、两地都发展更好的现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