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每一次镁光灯的闪烁都是冒险。子弹可能循着亮光打过来。
他把相机压在石头下，打亮镁光灯，拍下漫天的机枪弹道。这是他最得意的照片之一。战事中段，他得知咸兴港有大捷，立刻带着照相机与一把小手枪，独身步行五十余公里，成功在咸兴港拍下了志愿军第20军59师侦察队与朝鲜人民军的会师场面。他与部队一道强渡昭阳江，“迫击炮直接打到水面上，牺牲的同志就漂在身边。”
他是张崇岫，抗美援朝第九兵团随军摄影师，亲历了第二次、第五次战役。他是一个能打仗的摄影师，一个会拍照的兵。
2021年12月16日，合肥，张崇岫捧着他和战友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拍摄的照片集《战斗在朝鲜》，他称这本照片集为“宝贝”。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张崇岫就是他自己”
搞摄影，胆子要大。我的胆子就很大，从不知道怕……哪里响枪，我就往哪凑。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战地记者”这样的称呼，但我鼓捣上相机后，就随着连队，一直冲在最前线。这种情况一直到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随军入朝，让我拍下了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惨烈战斗场面。
“新兵怕机枪，老兵怕大炮。”拍的时候，敌我队伍很近，纠在一起，只要注意点，子弹是能躲得开的。但还是运气要好。
你能听到枪响声、爆炸声，听到战士们冲锋时的喘息和急促的“缴枪不杀”，闻到浓重的硝烟味。
摘自张崇岫回忆文章
2019年底，在合肥市举办的包河国际摄影周上，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主席许国见到了一组二十多张战地摄影照片。
志愿军的勇士们雄赳赳气昂昂向长津湖地区集结。张崇岫 摄
一张照片上，山谷辽阔而黢黑，人迹也是黑乎乎的，渺小而蜿蜒，在冰天雪地间仿佛无限地延长。这是1950年11月，志愿军第27军秘密向朝鲜长津湖地区行进，迎战北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许国觉得，这张照片“不输给任何电影海报”。
还有一张照片中，一排军人屈膝、提枪，伏身冲下山坡。前方的公路腾着好几股烟雾，白的、灰的，两三辆军用卡车陷在雾里头。这是1951年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第27军某连将南朝鲜李承晚的首都师部队截击在朝鲜金刚山地区。
同样是1951年5月的另一张照片上，密密麻麻的军人泡着江水向对岸蹚去，几米外，三两颗炮弹在人群间炸起，水花溅得十几米高。这是志愿军第20军在强渡昭阳江。
许国“被震住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离战火这样近”的战地摄影。入行三十多年，他研究过国内外许多著名的战地摄影师，“往往是一方失去了战斗力，才上去拍两张。而不是在双方还在激战的过程中，就去拍照……比如摄影大家罗伯特·卡帕最著名的作品《战士之死》也是这样，在照片上是看不到敌人的。”
而前述那组照片记录的是正在进行时的炮火连天，镜头就在交战之中。“物理距离、心理距离，都是零距离——这个摄影师不是战争的观察者，而是战争的参与者。”
实际上，许国对张崇岫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早在几十年前，他就听说过“合肥有个张老拍了大量的抗美援朝的照片”，却从未得见。
这次，许国在开展仪式上第一次见到张崇岫。那年张崇岫已经90岁，颤巍巍地上台领荣誉证书。摄影周结束后，安徽省文联、安徽省摄影家协会开始“抢救式”地收集、整理他的作品。
许国先与张崇岫的家人联系，得知出于职务原因，张家保留的照片并不多，大多照片及底片都上交给了部队。张家人说，照片基本都发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军事画报》等杂志上。许国就去淘旧杂志，果然翻到大量署名张崇岫的照片。他尽数用电脑扫描下来，一张张做高清修复。一共收集到100多张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照片。
这百来张照片中，镜头拍到美军坦克爆炸、倾覆在眼前，拍到机关枪的弹道滑过夜空，燃着了对面山头的美军帐篷，拍到炮弹把雪花炸得纷飞乱舞。许多影像甚至是连贯的，镜头一路随着志愿军战士下山，子弹打出去，敌军倒下、受降的场面……直拍到最后清扫战场。“而在那样的光照、设备条件下，许多细节都拍得很清晰，连坦克履带上的纹路都能看清。”
同时段，许国频繁地拜访张崇岫，希望能在他的回忆与帮助下，共同整理出这些照片的文字解说。他发现这个耄耋之年的老人虽然耳朵不灵光了、讲话慢了，但对大半个世纪前的记忆却清晰无比。
张崇岫告诉他，自己1950年11月12日入朝，那时鸭绿江结了冰，“不需要桥梁都可以走过。”他的身份是新华社驻九兵团分社摄影记者，随军在朝鲜东线作战，几乎全程参与了抗美援朝第二次及第五次战役。他说朝鲜的冬天酷寒无比，“脸冻得咯咯响”，战士的皮肤冻黏在衣裤上，一揭开，“像熟山芋一样掉一层皮”;入朝头十五天，“除了朝鲜百姓家的土豆，没有别的可吃。”他当着许国的面，用十来分钟画了一张作战线路图，标注出鸭绿江、柳谭里、长津湖、水门桥等沿东线的近十个地名。他能准确地说出每张照片拍摄的年份、月份，乃至背后的故事。
2020年12月，在第13届中国摄影艺术节中，安徽省摄影家协会策展了张崇岫的首个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个人影像展。张崇岫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全国各地的数十家媒体涌到他五六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一遍一遍地听他说大半个世纪以前的故事。
连同照片沉寂了大半个世纪后，张崇岫“突然就火了”。许多人开始管他叫“中国的罗伯特·卡帕”。
许国持反对意见，“张崇岫就是他自己。”
“你抓住了历史瞬间。”
淮海战役我还没有照相机，渡江战役我拿到一个折叠式的照相机，但还没有120胶卷，打开大上海之后，我不但拿到135莱卡相机，还从缴获品中拿到大盘的电影胶片，这时我的摄影技术突飞猛进。
在接管了的上海《申报》冲洗胶片的暗室里，我帮助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摄影科长陆仁生冲洗出解放上海的第一批底片，有解放军行军入城、老百姓送水欢迎，还有解放军睡马路等镜头。睡马路照片，他拍了四五张，他正在挑选时，我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一天(指上海解放那天)我也看到济南第一团睡卧在上海南京路边，当时，我未想到要拍下来。”
陆仁生用略带惋惜的口气说：“噢，历史一瞬间就过去了，我们搞新闻摄影只要抓住时间、地点、新闻事件，就能拍出一张独一无二的照片;过了时间、地点、事件，就永远无法拍到。”
摘自张崇岫回忆文章
从合肥市四牌楼地铁站出来，往西走，经过几栋新的、旧的高楼。再向南，拐进一道不起眼的铁栅门，见着几面灰秃秃的墙，爬上一栋水泥色的小楼，就进了张崇岫家了。
张崇岫从花布沙发上起身迎接，穿一件藏青色的针织衫，领口露出衬衣的格子纹路。他的眉毛和头发都疏而白，软绵绵地贴着皮肤，背佝到近四十五度。
张崇岫92岁了。晚年的多数时间，他的生活平淡得像一碗静置的水。早上六点钟起床，泡茶、做早饭，再和妻子坐在客厅看电视、打瞌睡，大女儿过来备菜、做饭。到了十一点，就该吃中午饭了，吃了饭，就该午睡了。睡不睡得着都要睡到一点半，起床来，就可以接待客人了。
2021年12月16日，合肥，张崇岫在向新京报记者讲述抗美援朝经历。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书房放着三张椅子，两张是软垫的，张崇岫挑了另一张硬木的坐着。一看到摄影机器摆出来，他就发表意见：“照片你在这边拍。”手指着墙角，比划出一个角度。
他的耳朵不好，右耳戴着助听器，左耳几乎彻底失聪，“在朝鲜战场上震聋的。”与他说话，总叫着他的大女儿做翻译。
入朝那年他21岁，不过已经当了七年的兵。14岁的时候，他随母亲从老家安徽巢湖城逃难至乡下，遇到游击队便从军了。部队认为他年纪小，送他去“皖江联中”读书，学成后又被派到地方部队做文化教员。十七岁时，他被调到东线兵团政治部新闻训练班学习摄影技术。此后就一直担任随军摄影师。
他起先不愿做摄影师，“为什么不让我端枪打仗?”但服从命令要紧。后来他发现，战场上端相机，就好比端枪一样。
作为九兵团摄影组组长，张崇岫带着一台莱卡相机，一台蔡司相机入朝;120规格的、135规格的几十卷胶卷，像子弹带一样一卷卷别在腰间。那时的相机还要用镁光灯，“把发条紧上，打火石一打，啪的一声，才亮。”
张崇岫回忆，自己的摄影生涯中有几位前辈。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摄影科科长陆仁生曾教育他，历史转瞬即逝，搞新闻摄影，必须抓住“时间、地点、新闻事件”。随军解放上海后，他遇到一批苏联摄影师，双方交流中，他发现苏联人很爱拍摄“胜利会师的一刻”，“那是他们特别喜欢的表现胜利的手段。”他也喜欢罗伯特·卡帕的这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炮火不够近。”
在朝鲜，张崇岫要急行军，要埋伏，要冲锋陷阵，要在这些行动的间隙按下快门。遇险是常有的事：有一回他随部队攻占一个变电所，残余的敌军向他放冷枪，他只能翻到路边的沟里卧倒躲避。还有一回，他随着部队从半山腰往下冲击，“子弹嗖嗖地打过去”。他去往23军的阵地拍照，“大概是镜头反了光”，美军的重机枪追着他们扫射。
1951年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战士冒着炮火，向敌人发起冲锋。张崇岫 摄
他把相机压在石头下，打亮镁光灯，拍下漫天的机枪弹道。这是他最得意的照片之一。战事中段，他得知咸兴港有大捷，立刻带着照相机与一把小手枪，独身步行五十余公里，成功在咸兴港拍下了志愿军第20军59师侦察队与朝鲜人民军的会师场面。这张照片后来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二周年纪念》收录。纪念册中另有一枚《涉江追击敌人》的邮票，同样出自张崇岫之手。拍摄当天，他与部队一道强渡昭阳江，“迫击炮直接打到水面上来，牺牲的同志就漂在身边。”
战后，张崇岫将这些照片给予陆仁生评价，陆仁生称赞他说：“你抓住了历史瞬间。”
记录这些瞬间是有代价的。张崇岫的头顶被炮弹刮过，“秃噜了一块头皮”。左手虎口有一处子弹的贯穿伤，小腿则受过嵌入伤，所幸都没有留下残疾。其余的小伤不计其数。
在徒弟边震遐的记忆中，朝鲜战场上的张崇岫身材挺拔，相机在胸前，手枪在腰间，肩上挂着美军食品罐头，“自豪又潇洒”。
1951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战士们冒着炮火和敌人的阻击，涉水强渡昭阳江。张崇岫 摄
张崇岫也会拍一些“平淡的时刻”。志愿军在野地里缝补军鞋，他拍。志愿军从雪坡上溜下，滑雪一般，哈哈大笑，他拍。清扫战场时，志愿军的一个转身微笑，他拍。边震遐曾回忆，张崇岫教志愿军叫朝鲜妇人“阿妈妮”，“阿妈妮”高兴地冲出门来为他们打水，他也立刻抓拍下来。
这年春天姗姗来迟，麦苗在春风中摇晃
长津湖战役结束后，部队在休整，一天，宋时轮带着警卫开车去死鹰岺查访死伤情况，他要我一同前去。当我们车队来到死鹰岺山峰下，只见大雪后百丈悬岩，山峰仍在厚厚冰雪覆盖下，展露出惊险离奇的峰峦。
宋时轮走下车，站在这狭窄的公路边，看着许多炸毁的车辆，都被撞翻在公路两侧，还有牵引车驮的大炮和翻倒沟里的坦克，可以看出这里曾有过一场血与火的激战。一个通讯参谋从雪地里搜索回来，他向宋时轮报告，那边发现一批牺牲同志的遗体。宋时轮没有说话，连忙向前走去，参谋上前揭开帆布一角，里面整齐排列着牺牲者遗体，天寒地冻，遗体各种形状都有，宋时轮从雪地里奔跑过去，站在这些牺牲者面前，声调凄惨地说：“我老宋来看你们啦!你们是英雄，你们打败了美国海军陆战一师呀!”
……
我不停地按动快门，按动快门，把所有对胜利的渴望，对志愿军战士的尊重、骄傲和自豪，都用相机记录下来了。
摘自张崇岫回忆文章
媒体来采访张崇岫，许国常陪伴左右。记者们爱问“有些刺心”的问题，比方说，战场上苦不苦?什么时候最苦、最惨?张崇岫避而不谈这些问题。有一次被问急了，他说，战争哪有不惨的?战争都很惨的，阵地的坑道很臭，都是焦糊味、血腥味，炸弹来了，边上人的脑袋都给削掉了。
许国记得，张崇岫只讲过这么一次，后来再怎么被追问，他都不言不语。
但他会主动说一些旁的事情。入朝前，他在山海关的火车站拾了件带毛的皮大衣。原先他只穿一件打底衫、一件毛线衣外加一件薄棉袄。他日后多次庆幸，没有这件皮衣，他恐怕“挨不过去”。
他说，朝鲜战场和国内的抗日、解放战场不一样，“到处都是美国人的飞机，有时候四架飞机追着一个人打。”长津湖战役后，他与时任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一同去死鹰岺查看部队伤亡情况，见到翻滚在路边的、被炸毁的车辆，见到栽进沟里的坦克，见到被帆布覆盖着的牺牲同志的遗体，“整齐排列”、“各种形状都有”。长津湖“冰雕连”的阵地离他有二三十公里远，他在战斗结束后才知晓他们的事迹，因此没有拍摄记录，是为一种遗憾。
1951年5月，朝鲜江口洞，美国陆军第24步兵师坦克队士兵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59师战士举手投降。 张崇岫 摄
“九兵团十五万人，减员四万人，但是把美国人赶回了三八线。意味着什么?”现在，他几乎对每个接待的记者都说这样一番话，声音高亢，“长津湖(战役)是战略上的大胜。”
1952年9月，九兵团从朝鲜回国。张崇岫记得，宋时轮在鸭绿江边下车，往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脱帽、鞠躬。
回国后，自1953年起，他任济南军区政治部摄影记者。1958年，他转业至安徽画报社任摄影组副组长;1968年他任安徽日报社党委常委;1980年，他调任安徽省文联办公室副主任。1988年，他正式离休。
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开始写作战争题材的小说，发表了短篇小说《我是中国人》，还写过高敬亭、叶挺等人的剧本。80年代，他四处奔走协调，和安徽电影厂合作，请来了孙飞虎、古月等特型演员，拍摄了讲述渡江战役的自作剧本《日出长江》。进入21世纪后，他写成了剧本《长津湖史诗》以及长篇小说反映朝鲜战争史实的《英雄“CHINA”丁》。
徒弟边震遐记得，张崇岫在朝鲜时有一本“蓝色的笔记本”，战争间隙，他会往本子上誊写《喀秋莎》一类的苏联歌曲。离朝回国前，张崇岫捡了两张朝鲜的枫叶，夹在功劳簿里，保存至今。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记述战争的场面，写道，“这年春天姗姗来迟，麦苗在春风中摇晃。”
图片不会老
我亲历了这场恶战，也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了这场恶战 ……七十多年过去了，烟尘穿越岁月催，少年子弟摄影老。我老了，但是图片不老，图片里的故事不老。
摘自张崇岫回忆文章
张崇岫老了，常常全身发痛，也不知是旧伤发作，还是纯粹的老年的痛。他的视网膜病变了，看东西只见轮廓，看不清中间。十五年前他得了食道癌，胃切掉了五分之三，如今吞咽困难，吃饭只吃小半碗，大一些的药丸子也吃不下去。再由于他那极度弯曲的背，他睡觉时不得不垫上四个枕头，否则胃里的食物会返流。他的脚步比语速慢，动作比脚步慢，扣一个拉链要摸索近十秒。
但他还保有些军人的习气。长女张雯雯说，一如她们姊妹从小被军事化管理那样，如今的父亲还是要求她们吃饭快、穿衣朴素、作息规律。她去见父亲，要换上“素一点、工作服一样的衣服”，否则会被教育，怎么把钱都花在了买衣服上?
父亲的方向感仍然极好，出门溜达，“去过一次的地方，绝对不会记错路线。”他的灵活劲儿也还在，家人不让他常外出，他就找些旁的理由，定要出去补口锅、买个小物件。
童年时，张雯雯见过随父入朝的两台相机，一个装在绿色灯芯绒袋子里，一个装在苏联式的大摄影包里。父亲常用那两台机子给他们姊妹三个拍照，“啪一下，冒出白白的亮烟，闪一次，一张照片就拍好了。”离开安徽日报前，父亲将相机交给了报社。现在，他偶尔也会手痒，想拍照，但“搞不清”当下的数码相机。
父亲不看战争片，因为“经历过最真实的战场”，却爱看各类体育节目，直到今天还在关注英超足球联赛，“每支球队，每个球员他都搞得清楚。”
再早几年，父亲与战友们常来往，张雯雯记得，好几个都是“皖江联中”出来的学生，写得一手好字，其中一个在朝鲜被燃烧弹烧花了脸，但其人“个子高高，很潇洒”。而今，老战友在一个一个逝去，父亲从来不去参加葬礼，“觉得没意思”。
2021年12月17日，合肥，张崇岫获得的抗美援朝功劳证和奖章。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他还藏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二十多枚荣誉勋章。都是他压箱底的宝贝，平时收在书柜里，轻易不示人，也不佩戴。
张雯雯说，上了年纪后，父亲对功勋的思考变了。年轻时，有好事者逗他，说他的照片“没什么大不了”，张崇岫会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近几年他仿佛“看淡”了，他对张雯雯说，“什么英雄不英雄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迹。”
“我就是一个简单的摄影人，一个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摄影人。”张崇岫在去年的一篇自述中写道。
一个勋章对应一个盒子、一个小塑料袋，是万万不能错的。他总要花上十几二十分钟，才能够将一众勋章小心翼翼地转移进书柜。同放在书柜里的，还有那本夹着朝鲜枫叶的功劳簿。
两片枫叶的叶子枯萎了，但依然泛出红与橙的色彩。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王嘉宁 编辑 胡杰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