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的例子)

华北电力大学 戴忠信

zhongxindai@ncepu.edu.cn

接续:

论“产出导向法”与“续”理论的英语产出心理机制 (1)

论“产出导向法”与“续”理论的英语产出心理机制(2)

3.3 英语表达艺术化

任何文化之物,都是人类社会群体为了生存与生活目的而形成的。然而,当文化之物成为艺术或奢侈品时,文化之物就会形成自己的复杂规则与表达形式。音乐、绘画、语言均如此。因此,语法规则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一种语言的规则首先决定于个体体验基础上形成的交际意念,其次决定于语言自身的社会约定俗成规则。无论是英语的十四行诗,还是汉语的宋词,其语言规则与表达形式都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人为规则。这些都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并不属于语言的本质意义。

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不仅要将交际意念内容英语词语化,将英语表达规则化,而且还要学会艺术性与形象化的英语表达。写诗填词就要遵从诗词的规则。在语言学研究领域,艺术与形象的英语表达研究,属于修辞学的研究范畴。但就语言学习而言,应该属于高级阶段语言学习的事情。无论是母语汉语学习,还是外语英语学习,都是一个漫长过程。我们的语言教学总是从最一般、最普遍、最常用的语言表达入手,但需要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艺术与形象的语言表达,需要运用各种成语与比喻,如汉语中的“班门弄斧”、“江郎才尽”、“徙木立信”、“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打铁还需自身硬”、“撸起袖子加油干”等;英语中的“Achilles’ heel”、“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a hot potato”、“a different kettle of fish”、“once in a blue moon”、“a penny for your thought”等。

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交际意念是通过言语交际意象得到言语表达的。因此,要想实现交际意念的艺术性与形象化的英语表达,就必须通过英语输入教学,使学习者获得大量的英语成语、谚语与惯用语,并通过交际意念在场的言语实践活动,建立交际意念与言语交际意象之间的智能联结。当我们的交际意念内容是“你的本意不在这里而在别的方面”时,我们的心理立即出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言语交际意象。当一个人说话绕弯子,我们想让其直奔主题与问题时,我们就会立即形成“Don’t beat around the bush”的言语交际意象。艺术性与形象化的英语表达分析,对我们的英语教学有如下启示:英语教学应该反向行事。从交际意念入手(即交际意念在场),操练言语交际意象的表达。通过英语学习者的个体体验,形成交际语境,产生交际意念,在交际意念的映照下学习言语交际意象的艺术性与形象化的英语表达方式。


3.4 英语交际行为社会化

言语交际,往往是言语行为交际,如见面寒暄互致问候等(言语行为理论与语用学有大量论述)。言语,作为一种行为嵌入言语交际活动之中。言语行为是言语交际行为,言语交际行为嵌入言语交际活动之中,而言语交际活动又置于言语交际情境。言语,“境置”(situated)于言语交际活动,成为言语交际活动的组成部分。Wittgenstein(1958)曾经将人类的言语交际比作“语言游戏(language-game)”。语言是置于语言使用与行为之中的。在文字出现之前,在人类语言的原始状态,语言总是置于人类交际活动之中,而非独立存在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交际意念概念统领之下,研究英语学习与英语教学活动的原因。

个体体验是在个体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个体体验将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与场景一并留存下来。场景中的语言交际成为个体体验中的语言体验。无论是婚丧嫁娶的仪式,还是辩论与吵架,拟或儿童“你拍一我拍一”之游戏,语言“境置”于语境之中。这种“境置”的语言,将随语境的再现而再现,成为语境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脱离英语语境的英语学习,只能是英语工具自身的学习。只有在语境中进行英语输入教学与学习,然后在将这种输入教学与学习过程倒置过来,才能将英语输入教学有效地变为英语输出教学。让英语学习者,从语境出发,形成个体体验基础上的交际意念与言语交际意象,将输入教学中学习到的英语语言,变为自己的言语加以操练。英语输入教学通过英语语境,借助英语学习者的个体体验,向英语学习者揭示英语语言的本质,将英语本质联结到个体体验。英语输出练习,则将运用个体体验与语境触发而形成的交际意念与言语交际意象,操练英语表达。

前面所说的个体体验内容与交际意念内容之英语词语化、规则化、艺术化等,都需要嵌入言语交际情境。语言属于特定情境,都是特定情境中的说什么与怎么说。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反映在语言交往这一社会活动过程中。任何社会交往,都必须遵从社会交往的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念也是我们的言语行为价值观念。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常涉及此类问题。然而,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来自于其个体体验。中国英语学习者已经形成中国社会文化的个体体验与语言体验。培养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需要向其揭示与解释英语社会文化中的言语交际行为价值观,使中国英语学习者能够运用英语交际行为价值观念体系,有意识地形成英语交际行为价值观念,以此改变自己的英语言语行为。如果是与说英语国家的人交往,我们就要知道如何表示对人关心与友好,如何向老人提出帮助等,这需要了解如此行为背后的言语行为价值观念。

语境中的语言显然具有语境特征。这种语境特征并非语法特征,而是语境领域的用语特征。我们的口语教材往往以情景为内容,展示语境中的言语行为,如医院就诊中的医生与患者的对话、商场购物中服务员与顾客的对话等。由于中国英语学习者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备的个体体验与汉语体验,他们的英语学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言语交际意象的文化差异。比如,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与他人同时进入电梯或狭窄通道时,其个体体验与语境触发会生成“让他人先走”的交际意念。然而,汉语的言语交际意象为“请您先走”,但英文的言语交际意象会是“请让我在您后面走”。如果中国英语学习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或没有形成交际意念与言语交际意象之间的自动化心理联结机制,那么他就有可能顺汉语的“言语交际意象”而说出“You go first, please”。这就是“中式英语”形成的心理机制,也是“中式英语”研究的重要方面。


3.5 心理联结机制自动化

语言产出,特别是言语交际过程中的口头语言产出,需要形成“言语意念”,即个体心理的语言与交际意念或言语交际意象所形成自动化心理联结机制。个体体验与交际语境触发生成交际意念,交际意念联结言语交际意象,言语交际意象联结言语表达。这个过程虽然有意识参与,但大部分过程是下意识的行为。那么,自动化心理联结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呢?既然我们承认语言是基于语境学得的,是个体体验基础上形成的语言体验,那么,这种心理联结机制的形成是语言学习特有的呢?还是人类心理运行的普遍特征呢?

心理联结机制源于动物与人类适应自然法则而形成的天赋遗传能力。无论是巴浦洛夫的狗,还是斯金纳的鸽子,其学习过程都是建立心理联结机制的过程。熟能生巧,习惯成自然,这些日常用语所说的,都是频率效应而形成的下意识记忆。听到“白日依山尽”、“床前明月光”的诗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两句诗下面的诗句。近一百年行为主义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摈弃了自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以来两千多年的心理联结理论。心理实体的联结是动物与人类学习的最基本方式,也是语言学习的最基本方式。

个体体验基础上形成的心理联结是体验过程中的联结。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中记住了实验过程,在旅游过程中记住所游览的景点,在看书的过程记住了故事情节。同理,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我们也能够记住所体验的语言交际。

个体体验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熟能生巧”。不管是心理过程,还是动作过程,都需要重复。一个没有学习过任何记忆理论的孩子,只要让他记住一件事情,他一定会付诸于重复。这是天性。孩子本能地知道记忆是需要重复的。研究者们所讨论的“频率效应”,其实是不证自明的心理学公理。福尔迈(1973)运用进化认识论的观点,解释了动物与人类的归纳倾向。归纳倾向能够解释为什么人类只有重复一项事情才能加强记忆的天性。按照进化认识论的观点,这种归纳天赋倾向假定我们环境有规律性,并肯定环境有相似性。在进化过程中,这种认识倾向经受住了“自然选择”的考验,而在人类和其它动物的身上保留了下来。不管我们将这种倾向称为本能,还是某种先天素质,其重要价值在于它具有对未来事情做出假设的作用。有用的事情必然重复,重复的东西必然有用。我们的心理与肌体也都遵从了这种天性。重复的事情一定是有用的事情,有用的事情就需要增加记忆的强度,因此只要用心重复,必能增加记忆。只要事情重复出现,必然具有真理性,必然增加可信度。一只猫在一个洞边捉到老鼠。如果它不再来洞边捉老鼠,那这只猫一定是只傻猫。我们嘲笑“守株待兔”,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个小概率事件,但如果连续三次见到兔子撞树,第四次不来“守株待兔”,一定是不明智的。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开始学习英语之初,已经具有一个完备的个体体验与汉语体验,而且在学习英语之后,英语体验也无法与汉语体验相提并论。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学习过程,所形成的是一种特殊的个体体验,即课堂英语学习的个体体验。他们的英语学习不是在言语交际环境中进行的。将英语工具自身作为学习与研究对象,而不是在真实交际意念映照下发展英语表达能力,必然导致交际意念之缺席。英语产出能力的形成,需要交际意念在场。交际语言教学法的理念是正确的,但其缺乏必要的语言产出理论基础,而最终导致英语教学聚焦活动、任务或项目,将交际活动本身作为教学目标,而非作为发展英语表达能力的手段。这也是为什么著名交际语言教学理论专家Widdowson(1983)曾经懊悔自己将其书名定为Teaching English as Communication的原因,他但愿将其书名改成Teaching English for Communication。

英语学习的艰巨性,还在于英语体验无法与汉语体验相竞争。汉语体验不仅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在心理机制的运用方面,汉语输入与产出的心理机制运行的频率,远远超过英语心理机制的运行频率。频率效应决定着“习惯”的强度与“熟练”的程度。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交际意境与交际意念、交际意念与言语交际意象、言语交际意象与言语表达之间所进行的心理联结次数,寥寥无几。因此,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产出心理机制,难以形成自动化的心理联结机制。Hume(1888)在《人性论》的论述中使用了“习惯”概念。心理机制的运行与人的外在行为活动是一样,都需要孰能生巧,都需要形成“习惯”。“习惯”这个有用的概念,随着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澡水被泼掉了。言语产出习惯强度,与言语产出操练的时间、频次、强度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


4 结语

二十年前,Klein(1998)在总结过去二十五年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时指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总是把学习者的话语视为特定目标的偏离,而不是将其视为学习者底层语言能力的真正显现。这种“目标偏离视角”使得我们不能深入理解人类语言能力的结构与功能。二十年过去了,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现状仍然如此。本文从试图剖析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产出能力的底层能力根源,试图形成从底层到表层,从语言输入到语言输出机制的研究线路。

中国英语学习者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任何其他母语背景的英语学习者,也都是独特的群体。中国英语学习者有独特的汉化个体体验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汉语体验。这决定了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学习过程的独特性。他们的汉化个体体验与汉化交际意念具有独特的英语化过程;他们具有独特的英语产出心理机制。尽管从抽象层面来看,所有外语学习者的心理机制都具有共性,但这些共性大都指生物、生理、神经与心理运行机制等抽象层面的共性。法国英语学习者不会产出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中式英语”,中国英语学习者也不会形成“法式英语”。这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英语产出心理机制。

研究“中式英语”与“法式英语”这类研究课题,只有具备两种语言背景的研究者才有能力与资格研究。最合适的研究者,是母语为汉语或法语的人,且具有英语学习相对成功经历的人。英语教育教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应该始于此。中国的英语教育教学研究者,应该讲好“中国英语学者”这个故事,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参考文献

Evans, V. 2009. How Words Mean: Lexical Concepts, Cognitive Models,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Hume, D. 1888.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M]. Original edition in three volumes. Edited, with an analytical index, by L. A. Selby-Bigge. Orford: Clarendon Press.

Klein, W. 1998. The contribution of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J]. Language Learning: A Journal of Research in Language Studies 48(4): 527-550.

Krashen, S. 1985.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M]. Harlow: Longman.

Saussure, F. de. 1983.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Edited by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Albert Riedlinger. (Translated by Roy Harris)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6)

Swain, M. 1985.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 [A]. In S. Gass & C. Madden (eds.).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Swain, M. 1993. The output hypothesis: Just speaking and writing aren’t enough [J].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50(1): 158-164.

Swain, M. 1995. Three functions of output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 In G. Cook & B. Seidlhofer (ed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Studies in Honor of H. G. Widdowson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5-144.

Wittgenstein, L. 195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 Oxford: Basic Blackwell.

Widdowson, H. G. 1983. Learning Purpose and Language Us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常小玲,2017,“产出导向法”的教材编写研究[J]。《现代外语》(3):359-368。

戴忠信,2004,《外语言语交际能力的形成过程:个体体验理论视角》[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福尔迈,1973/1994,《进化认识论》[M],舒远招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李萍,2006,语言输出假设研究二十年:回顾与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7):60-64。

邱琳,2017,“产出导向法”语言促成环节过程化设计研究[J]。《现代外语》(3):386-396。

孙曙光,2017,“师生合作评价”课堂反思性实践研究[J]。《现代外语》(3):397-406。

王初明,2005,外语写长法[J]。《中国外语》(1):45-49。

王初明,2006,运用写长法应当注意什么[J]。《外语界》(5)7-12。

王初明,2012,读后续写——提高外语学习效率的一种有效方法[J]。《外语界》(5):2-7。

王初明,2014,内容要创造 语言要模仿——有效外语教学和学习的基本思路[J]。《外语界》(2):42-48。

王初明,2015,读后续写何以有效促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5):753-762。

王初明,2016a,“学伴用随”教学模式的核心理念[J]。《华文教学与研究》(1):56-63。

王初明,2016b,以“续”促学[J]。《现代外语》(6):784-793。

王初明,2017,中介语基本体对外语学习的启示[J],《现代外语》(6):867-871。

王初明,2021a,语言习得过程:创造性构建抑或创造性模仿?[J]。《现代外语》(5):585-591。

王初明,2021b,续论高效促学外语的内在逻辑[J]。《外语界》(6):2-7。

王初明,2020,外语学习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静态语言知识如何适配到动态内容?[J]。《现代外语》(5):593-600。

王初明,鲁艳芳,2021,以“续”促学,构建中国特色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王初明教授访谈录[J]。《第二语言学习研究》(1):37-42+127。

王敏、王初明,2014,读后续写的协同效应[J]。《现代外语》(4):501-512。

维果茨基,1997,《思维与语言》[M],李维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文秋芳,2008,输出驱动假设与英语专业技能课程改革[J]。《外语界》(2):2-9。

文秋芳,2013,输出驱动假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思考与建议[J]。《外语界》(6):14-22。

文秋芳,2014,“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构建大学外语课堂教学理论的尝试[J]。《中国外语教育》(2):3-12。

文秋芳,2015,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J]。《外语教学与研》(4):547-558。

文秋芳,2017,“产出导向法”的中国特色[J]。《现代外语》(3):348-358。

文秋芳,毕争,2020,产出导向法与任务教学法的异同评述[J],《外语教学》(4):41-46。

文秋芳,孙曙光,2020,“产出导向法”驱动场景设计要素例析[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4-11+90。

张伶俐,2017,“产出导向法”的教学有效性研究[J]。《现代外语》(3):369-376。

张文娟,2017,“产出导向法”对大学英语写作影响的实验研究[J]。《现代外语》(3):377-385。




感谢您读完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