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一个频繁迁都的朝代。据各种史料综合统计，自禹至桀都城凡十四迁。按《竹书纪年》载，夏朝先后曾建都阳城、斟寻、斟灌、帝丘、原、老丘、西河，最后又回到斟寻。再参考一些其他说法，夏建都及迁都情况为：禹都阳城、迁居安邑、平阳；启迁阳翟、又迁安邑；太康迁斟寻，后又迁阳夏(今河南太康)以避后羿之乱，相亦曾避居于斟灌(今河南清丰)及帝丘(今河南濮阳南)；少康都康城(今河南禹州西北)；杼迁原(今河南济源西北)，又迁老丘(今河南开封东)；廑居西河(在今河南汤阴东l8公里处，一说在山西河津南)；皋渑池(今河南渑池)；桀又迁居斟郡。
本节讨论一下王城岗、新密新砦、古城寨和二里头等几个遗址与夏朝都城的关系，但不做全面讨论。
我认为夏代的都城，今天要一一落实是比较困难的，但其大体上和考古文化的发展是同步的，即先在豫西嵩山一带起步（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逐步发展到豫东的开封濮阳等地（老丘西河等地），最后发展到晋南，但其核心区一直在豫西。东下冯属二里头文化，但居住在此地的可能不是夏人，而是周人，后稷驱逐丹朱可能就是二里头文化发展到晋南的结果。
①《世本》及《竹书纪年》均载“禹都阳城”。阳城是夏朝的第一个都城。“禹居阳城”是一个被讨论了许久的问题，而由此衍生出来的有两个问题：1）禹虽“居”阳城，但是否“都”阳城，也就是说阳城是不是禹的都城？2）禹最早的都城阳城是不是王城岗遗址？
有人认为，禹虽居阳城但并未定都阳城，可能真正定都的是平阳、安邑或晋阳。
而禹所居阳城，目前至少有5种说法。如果只从文献或逻辑上分析，我觉得是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只能结合考古文化来分析。
本人的结论是，禹所居阳城也是其都城，因为平阳、安邑或晋阳都在晋南一带，但在夏代早期，那里并没有王湾三期文化或二里头文化，其后来形成的东下冯文化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形成的，不是源头，禹那个时候晋南还没有夏文化，所以，禹不可能跑到晋南定都即天子位，而只能在嵩山一带的阳城即天子位。
那么，禹所居之阳城是王城岗遗址吗？古籍其实说的很明白，禹被封为夏伯的封地在阳翟，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禹州。王城岗遗址其实更应该是崇国都城，即它属于禹的父亲鲧的封国都城。
《帝王世纪》：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国在秦晋之间，《左氏传》曰“赵穿侵崇”是也。禹受封夏伯，在《禹贡》豫州外方南，角亢氐之分，寿星之次。于秦汉间颍川，本韩地，今河南阳翟是也。
然而，这里皇甫谧其实把后世的崇国与尧舜时的崇国搞错了。
历史上应该有两处崇国。一是尧舜崇国或称虞夏崇国。《竹书纪年·卷上》：“(帝尧)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韦昭注：“崇，鲧国。伯，爵也。”《汉书·楚元王传》“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唐）颜师古注：“鲧，崇伯之名。”
二是西周崇国。夏、商、周都有崇国。周代的崇国可能在丰、镐之间的关中地区，也就是皇甫谧说的“国在秦晋之间，《左氏传》曰‘赵穿侵崇’是也。”《史记·周本纪》“崇侯虎”下《正义》引皇甫谧说：”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诗》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国之地也。”
商代与西周之崇国，显然不是鲧受封之崇国。西周崇国其实是夏朝亡后才迁到陕西一带的。而鲧之崇国以地理方位论正在王城岗遗址，对这一点，各方研究者其实也都是赞同的。
王城岗遗址有小城和大城。小城（王城岗二期）的年代，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所测的王城岗二期的C１４数据（均为树轮校正年代，下同此），ＷＴ１５７奠６为２１３２—２０８２ＢＣ，ＷＴ１７９奠８为２１２８—２０８４ＢＣ，若取其中间数值，前者为２１０７ＢＣ，后者为２１０６ＢＣ，由此王城岗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２２世纪。王城岗三期ＷＴ３１Ｈ９２的１４Ｃ数据为２０９０—２０３０ＢＣ，取其中间数值为２０６０ＢＣ，即公元前２１世纪；王城岗四期ＷＴ１２４Ｈ５３６的１４Ｃ数据为２０３８—１９９８ＢＣ，取其中间数值为２０１８ＢＣ，亦为公元前２１世纪；王城岗五期ＷＴ１０７Ｈ２３３的１４Ｃ数据为２０３０—１９６５ＢＣ，取其中间数值为１９９７ＢＣ，即公元前２０世纪。
王城岗大城的测年数据我还没有找到，按照发掘者方燕明的说法“大城的年代不早于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也不晚于王城岗龙山文化四期，使用期在王城岗龙山文化三期”，则应该在2060BC前后。这个年代其实也是当初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朝的起始时间定在2070BC的主要依据之一。
按照我前面推定的年代，禹在前1953年正式即王位（也就是天子位），而在此之前他有35年的方国或氏族首领期，也就是说他是在前1987年就是方国或氏族首领了。而在其就任王位之前避居的阳城和即位后所居之阳城，与王城岗末期的时间是能够衔接的，但阳城肯定不在王城岗遗址。由于王城岗大城的挖掘报告尚未出来，除了知道其在年代上与小城相当外，我们没有什么资料作进一步分析。
目前只能说，王城岗遗址不大可能是禹所居之阳城。
如果从时间上考虑，我们认为禹与启所在时代应该相当于王湾三期晚段（这里只分为早段和晚段，也有人细分为两段五期，其中晚段再分三期），这一时期按碳十四测年有（此处测年根据《新密新砦》考古报告，其样品也是出自新砦遗址）：1960-1880BC，1960-1885BC，1880-1846BC，取中间值也就是相当于1920-1863BC。适当扩展就是1940-1840BC，与我们推定的禹即位时间相当。其下正好为新砦期。
而从考古文化上看，这一时期正是从河南龙山文化向新砦文化的过渡期，其器物有急剧变化，正符合禹、启变革期的特征，具体请参看考古报告。
那么，禹所居阳城到底在哪里？其实就在禹州瓦店。
禹州瓦店
禹州是禹之封国，舜在位时，禹去舜的都城任职，当舜崩后，他返回自己的封国，无论有没有禅让这回事，其实都是挺正常的。不过，由于在瓦店遗址没有发现城址，之前一直没有人往这方面考虑。然而，如果真对此加以研究，就会发现所谓都未必要有城墙，“大都无城”才是夏商时代都城的常态，二里头和殷墟都是如此，真有城墙的反而主要是军事要塞，而不是都城。这里就用许宏的《大都无城》里面的文字来说明一下：
第一，在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北城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宫城+郭区”而非“宫城+郭城”的布局，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这一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这与广域王权国家强盛的国势及军事、外交优势，作为“移民城市”的居民成分复杂化，对都城所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甚至当时的“天下”“宇内”思想等，都有一定的关联。
第二，其间只有商代二里岗期和春秋战国这两个时期为城郭布局的兴盛期，二者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军事局势的高度紧张是共性。
第三，战国时期城郭并立的布局，是社会矛盾尖锐、列国对峙兼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属于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都城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
第四，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
三代王朝“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在文献中亦有迹可循。据研究，三代时期“邑”与城郭的概念区别严格。古文字“邑”作“邑”，上为围邑的象形文，下为人跽坐而居之形，所以“邑”本指人居之邑。而城郭的象形文“郭”（墉）本作“ ，省作“ ”，则象城垣而四方各设门亭。通过对“郭”（墉）与“邑”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二字的重要区别在于，“郭”（墉）是建有城垣之城郭，而“邑”则是没有城垣的居邑。甲骨文有“作邑”与“作郭（墉）”的不同卜事，“作郭（墉）”意为军事目的筑城，
而“作邑”则是兴建没有城垣的居邑。
冯时进一步指出，“邑”与“郭”（墉）除建筑方法不同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夏、商及西周文明中，作为王朝的中心聚落，也就是君王所在的京师之地，都是以“邑”的形式出现的。“邑”本象人居邑之形，而古文字“国”本以“ ”为意符，为指事字，字形是在象征中央邑的“口”符的四外添加了四个指事符号，以明“国”之所指本即中央邑周围的区域。这恰好表现了三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
商代甲骨文显示，商王朝的政治中心为大邑商，而大邑商之外的地区则为商王同姓子弟和异姓贵族分封的“国”，因此，商代实际至少是由位居中央的作为内服的大邑商的“邑”和邑外作为外服的同姓和异姓贵族所封的“国”共同组成的政治实体。又史称汤都亳，然而亳都称“邑”却无明文记载。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尹诰》中的“亳中邑”，使我们知道亳都为邑；而《尹诰》《尹至》两文对读，又可知汤居之亳于灭夏前但名曰“亳”，夏亡商兴之后则称“亳中邑”。这一事实的澄清对于研究三代都邑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与王城岗遗址相比，阳翟是有足够的理由被称之为禹的都城的：
第一，河南禹州瓦店龙山文化遗址主要由西北台地和东南台地两部分组成，是目前所知河南境内的大型龙山文化遗址，现存总面积达100余万平方米。遗址面积在河南龙山时代遗址中是最大的，如果你不纠结有没有城墙，那它显然比王城岗遗址更有资格称为夏都。王城岗遗址大城也只有30万平方米。
第二，在该遗址西北台地发现了保存较好的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大型环壕聚落遗址。遗址内最重要的发现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平面可能呈“回”字型，与壕沟的走向大体一致。在建筑的回廊部分不仅发现数个柱洞，还在夯土中发现用于奠基的人牲遗骸数具。“通过对瓦店遗址两处建筑基址的形状、结构和包含物的分析，这里可能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发掘者方燕明认为，“这种位于聚落(城邑)南部且对称布局的祭祀遗迹，或是古代‘左祖右社’建筑格局之滥觞。”
可以说，此类礼仪建筑的有无是判断是否是都城的一个重要依据。
禹州瓦店遗址陶器
第三，禹州瓦店遗址出土的王湾三期文化晚期遗物中包括陶列觚、白陶或黑陶(蛋壳陶)或灰陶的成套酒器如鬶、斝、盉、杯、觚、陶塑人头像和长尾鸟、刻划符号或纹饰(鸟纹、云雷纹、几何纹等)、玉器、大卜骨等。这都是典型的夏文化器物。
不用说，如果用我的夏代王年表来对照的话，大家会发现，瓦店遗址的这些器物和环壕出现在王湾三期晚期是不奇怪的，禹和启的时代正在这一时期，反而是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时间表，瓦店遗址的这些器物等到王湾三期晚期才出现，是没办法解释的。时间差了100年。而由于断代工程的时间表被各方信从，所以在断代工程时期的发掘中，这些都没有被发现，在《禹州瓦店》这份考古报告中，就没有任何王湾三期文化的内容。一直等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湾三期文化才被发掘。
②启居阳翟是比较没有争议的，不过在古本《纪年》等著作中未明确其所居之地，而今本《穆天子传》卷五有：
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疑此言太室之丘。嵩高山，启母在此山化为石，而子启亦登仙，故其上有启室也。皆见《归藏》及《淮南子》〕。乃□于启室〔似谓入启室中〕……
这里所说的黄□室之丘，就是黄台之丘，就是文献所载钧台：
元年，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竹书纪年》），《左氏昭四年传》“启有钧台之享”
禹州市区南三峰山的东峰现有遗址，毗邻颍水。古钧台的形状略呈长方，坐北向南，砖石结构。正中有一拱券门洞，南北透过。拱券上额题有“古钧台”三个字，洞门两侧嵌有砖刻楹联一幅：得名始于夏，怀古登几台。台上建有亭殿一座，民国年间遭毁。
虽然一般认为钧台在今河南禹州，但也有人认为在河南新密，也就是在新砦遗址；不过，从我们的年代框架来看，启居新密可能性不大。
③而太康所居斟寻，应该就在今之新密新砦文化遗址范围。为什么这么说呢？
《夏本纪》提到了太康失国，而其所都之斟寻，先后亦为后羿、寒浞及桀（癸）所居。而新砦期文化中正好有东夷文化成分。一期即有不少造律台类型、鲁中南龙山类型器物；而在二期中有大量东方文化因素，《新密新砦》报告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东方因素的大量涌现和一系列崭新器类的出现，大量包含东方因素器物的涌现昭示出二期居民与东方民族发生了十分密切的联系。不过，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二期遗存属于中原古文化系统的本质，在二期陶器群中占居首位的仍是当地传统文化因素——深腹罐。”该报告给出的二期绝对年代在前1850-前1750之间。
下面我们再参照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在《新砦_二里头_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一文中给出的断代工程之后的最新考古测年来加以说明：
其中, 新砦早期的年代约为公元1870一1790年, 新砦晚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90 一前1720 年, 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 一前1705 年, 二里头第四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 一前1530 年。
由此可以得出, 新砦早期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870 年前后, 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750 年。这一结果与仇士华、蔡莲珍先生由长系列拟合所得结论基本一致。
张雪莲等认为新砦期的起始年份不早于前1870年，我把它定为前1860年左右，而太康失国按我前面的考证是前1851年（按照《路史》太康失国在前十九年），两者吻合度非常高，这让我们相信新密新砦期（前1860-前1720）相当于从太康失国到槐即位前，中间夹杂后羿寒浞为王的时期，约140年。
河南新密市有溱洧二水交汇，带有都邑性质的古城址共有11处，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古都群。其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古城寨遗址：
新密古城寨遗址被认为是黄帝之古都轩辕丘。位于新密市曲梁镇大樊庄村溱水东岸，城址面积17万平方米，城墙内外有护城河，城内中心位置发现有大型宫殿基址和廊庑式建筑，2000年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古城寨遗址与新寨遗址一起，被国家启动的大型文化建设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选定为四个重点研究项目。
古城寨是不是就是斟灌呢？或者古城寨是斟寻，而新砦是斟灌？斟寻与斟灌之得名是否与溱水有关呢？古城寨遗址发掘简报中只介绍了龙山文化时期（含王湾三期文化）的情况，但肯定了其有二里头文化遗存，所以我们只能做简单猜想，具体的研究可能要看其是否会发掘二里头文化遗存。
二里头文化二至三期可能是作为王都的时代：
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标本年代：公元前1685～公元前1610年
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标本年代：公元前1610～公元前1555年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标本年代：公元前1560～公元前1529年
而前1685-前1620的二里头二期相当于是芒到不降的时期，芒等的都城无记载，我估计就在二里头：
芒：58年（前1711年-前1654年）
泄：21年（前1653年-前1633年）
不降：19年（前1632-前1614）
④其后的廑和孔甲居西河：
廑：20年（前1615-前1596）
孔甲：31年（弟，前1595-前1565）
皋应该也是如此：
皋：3年（前1564-前1562）
此时二里头进入三期，并未废弃，仍为重要后方。
子夏庙残碑
孔甲即位之后所迁西河，并不是后世吴起所镇守之西河（吴起所镇之西河，又称河西，指黄河以西的地区。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会于西河外渑池。”《过秦论》：“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其确切之地址还是在河南。
先说启所征之西河。一种说法是，启到晚年，他的几个儿子激烈地争夺继承权。小儿子武观争得最凶，启将他放逐到有莘国(今陕西合阳县东洽川自然风景名胜区一带)。莘国东临黄河，西靠台塬，自然环境优美。武观有心夺王位，无意守莘国，由不满、抱怨到聚众反叛，终于爆发了夏代历史上有名的“西河之乱”。启闻讯后，为巩固王权，调动了以属臣彭伯寿为首领的大军，对叛军进行武力征伐。另一种说法则说武观不是启的儿子，而是一位诸侯。
从这里可以看出，此西河与孔甲所迁之西河应该不是同一个地方。孔甲所迁之西河，应该在河南安阳一带，这里才是夏族的基本盘，因而孔甲所迁之西河大概在今天的汤阴。《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载：“传说中的夏，第六次迁都于西河。”【夏朝几次迁都位置的情况：自阳城起先后迁都斟寻（今巩县）、帝丘（今内黄）、原（今济源）、老丘（今陈留）、西河（今汤阴）】因此，足以征信，西河曾是夏六帝胤甲和周康叔故都。《古史纪年》中引孙之绿说：西河，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封其弟康叔为始祖的卫国之地，地处古黄河西岸。此地目前尚存子夏庙，仅存的一块残碑上，还略述着当年子夏西河授学的历史。
发与癸是兄弟，且孔甲由于倒行逆施造成天怒人怨（天上十日并出，地上诸侯背叛），此时发迁徙都城的可能是有的。而癸居斟寻，因此我认为发与癸可能都定都在斟寻：
发：12年（前1560-前1549）
癸（桀，弟）：31年（前1548-前1518）
这与二里头四期的纪年也是吻合的，不过此时二里头遗址已不作为都城，可能只有平民居住了。
综合上述情况来看，我们推定的纪年与目前的各遗址的考古测年还是吻合得非常好的，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夏代各个都城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