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推送我刊连载《複眼で見る中国》中的文章。作者邢菲是一位年轻的纪录片导演，她在日本留学、生活了十余年，期间为日本NHK电视台拍摄了20余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感人故事丰富了日本受众对中国的认知。作者希望可以通过这些故事，向大家展示一个国际视角下的中国，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来自现场的感动。本期的故事围绕汽车摇号展开，想必不少有摇号经历的读者会产生强烈的共鸣。让我们跟随邢菲的镜头，了解一下摇号背后的众生相吧。
「奪い合えば足らぬ、分け合えば余る」。这句日语最近出现在很多日本便利店的口罩货架前。意思是说争抢会导致不足，互让才会有余。随着新型肺炎在世界范围的扩散，从口罩到食品甚至是枪支，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抢购。说到物质争抢，早在10年前北京就有一样永远供不应求的物品――车牌。为了解决拥堵问题，北京市政府从2011年1月开始实施摇号政策。摄制组在这一史无前例的措施实施半年后，记录了为了一张北京车牌而奔走的市民。
“唉，有钱买车，却买不上。”
“再摇不上，我就得再多发动几个亲戚参加摇号了。”
“真郁闷，没想到一下就抽中了，其实家里有车的。”
面对镜头，几位北京市民对我们大吐苦水。
2010年，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80万台，是十年前的3倍。在尝试了单双号限行等措施之后，北京市政府于2011年正式推出了摇号方案。摇号每月底举行一次，中签率持续降低。
交通拥堵是中国不少大城市的“通病”
为了拍摄北京的拥堵状况，摄制组吃了点苦头。北京的拥堵是从清晨7点开始的。为了赶到位于朝阳区国贸附近办公楼林立的CBD区域拍摄，我们天不亮就出发了。在距离目的地还有500米的时候，采访车开始走走停停，时速不到20公里。时间不等人，摄制组只得扛着沉重的设备步行赶到了横跨在广渠门外大街的天桥上。好不容易支好摄像机，一辆辆满载上班族的公共汽车从天桥下呼啸而过，整个画面也随着天桥一起晃动起来。
通过朋友介绍，我们结识了一个从1月份开始参加摇号的普通北京市民家庭。刘伟夫妇起初并没有买车的计划，一家人纯粹是为了试试运气才注册的。随着突如其来的工作变动，刘伟不得不坐将近2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横穿整个北京城才能到达新的上班地点，买车变得势在必行。为了早日摇上号，刘伟夫妇两个人注册之后，还催促儿子尽快考下驾照以获得参加摇号的资格。但是，和刘伟一家人情况类似的家庭不断增加，连向驾校预约上课时间都变得困难起来。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摇到，性急的刘伟一家人已经开始逛4S店试驾各种车型了。销售人员一听说他们一家人还没有摇上号，就微笑着说您还是先加油摇号吧，便转身走向其他顾客了。
刘伟一家人因为摇不上号而着急，但偏偏还有一些家庭因为过早地摇上号而发愁。北京的摇号政策规定，中签后如果不在半年内购车的话，购车资格将会被自动取消。在第7期摇号即将开始的周末，二手车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第1期就中签的看车人。一对近期准备结婚的情侣原本为了接送日后出生的孩子才参加摇号的，结果出乎意料地第一次就中签了。考虑到越来越低的中签率，两个人决定先买一辆最便宜的二手车。“郁闷啊，其实家里有车，主要就是为了占住号，偶尔买个菜用吧。”这对情侣的“长远规划”，让很多眼下急需用车的家庭哭笑不得，而这恰恰印证了开篇那句日语所说的争抢只会加重不足。
相对于为能中签而烦恼的人而言，那些既没有北京户籍，又没有连续5年以上缴纳社保的人，连参加摇号的资格都没有。对于他们而言，唯一合法获得车牌的方法就是参加拍卖，高价竞得被法院收缴的抵押车。在抵押车的展示现场，我们遇到了一位年初才来北京开办公司的企业主。他看中了一辆车体破旧不堪，行驶距离超过10万公里，标价5000元的家用车。这位企业主对我们说如果能够拍到的话，马上会用这辆车的车牌再购置一辆新车。对于公司来说，没有时间等到获得摇号资格的那一天，更何况有了资格也不一定能马上中签。拍卖当天，现场一片火爆。标价5000元的家用车最终以超过10万的价格成交。望着那位企业主黯然离场的背影，不禁为他公司今后的发展而担心起来。
工作人员通过摇号的形式抽取中签编码
即将迎来第7次摇号的刘伟夫妇，紧张地查询着关于摇号的各种信息。此时，中签率已经达到了35比1的新低。中签标号公布的当天，当两个人在电脑上查到刘伟太太的名字时，刘伟高兴地拉起老婆一边跳舞，一边兴奋地说到“娶你真好啊！”激动的心情可以理解，只是作为导演，我有点担心日本的观众会如何看待北京摇号政策下的人生百态。
拍摄结束的一个月后，我和几位日本制片在东京NHK电视台的办公室里开会确认最终版的解说词。当制片们对北京市民因无奈而做出的各种举动发笑，并不停地说“おもしろい”（中文有趣的意思）的时候，我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勉强应付完会议离开后，我在马路上忍不住对同去的前辈制片大声地说“请考虑一下我的感受！我不是为了拍出让日本人觉得中国人好笑的纪录片才在日本工作的。如果结果成了这样的话，我宁可辞职不做导演了！”回到公司后，我一直闷闷不乐地思考自己在日本做纪录片导演究竟意义何在。前辈制片抽了好几支烟后找到我说，如果刚才他们的笑声让我觉得不舒服的话，他表示道歉。他解释说笑声完全出于对一部纪录片故事的肯定。他们也只是站在观众的立场，把我当作一个导演，以至于忽略了我的国籍。那一刻，我终于理解了所谓“新闻没有国境，但记者有国籍”这句话。对于刚当上导演才一年多的我而言，那时“中国人”的国籍意识要远远强于“纪录片导演”的职业意识。身份认同与职业认同的矛盾，困扰着很多在国外从事媒体工作的中国人。
中国目前有8个汽车限购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广州、贵阳、石家庄、天津、杭州和深圳。（新华社）
就在不久前，我的后辈助理导演深夜打来电话，对如何向日本观众讲述这次发生在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如何讲述武汉的抗疫故事非常苦恼。不熟悉素材的我无法给出直接的建议，只能告诉她所有人看问题的角度都不相同，虽然无法拍出一部让所有人都认同的纪录片，但不要忘记纪录片的本质是“记录”。即使力量有限，很难迅速地改变什么，但至少让一束光照向一个不被关注的角落，给一种声音一个被倾听的机会，记录下转瞬即逝的影像哪怕只能留于后世评说。
北京摇号的拍摄经历，让我第一次深入地思考了作为纪录片导演的立场与使命。10年前纪录片里出现的各种情景今天还在北京的家庭里、公司里上演着。虽然一个年轻导演的一段影像，对改善北京的拥堵问题与摇号难问题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但政策出台时老百姓的故事已经存档在册，永不消逝。
邢菲：纪录片导演。在日留学生活十余年，获得北海道大学传媒硕士学位；为日本NHK电视台制作了20余部中国题材的纪录片。自筹资金历时两年独立拍摄、剪辑、导演的纪录片《我要参选》，入围了2017年山形国际纪录片节日本单元、2017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最佳中外合拍片竞赛单元、第11届FIRST影展竞赛单元等多个国内外纪录片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