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疫情肆虐之下，各国的餐饮业都站在了生死边缘，外卖成为了各餐饮业店主得以维系生计的救命稻草。2020年，一向发展滞后的美国外卖业因为疫情的缘故，意外地获得了野蛮生长的机会，各大外卖平台均宣称实现了迅猛的增长。美国版的外卖平台烧钱大战在疫情之年正式上演，疯狂的资本推动之下造就了新的财富神话。2020年12月，美版的饿了么外卖平台DoorDash在美股上市，成为当年美国最大IPO之一。上市后，DoorDash股价暴涨，市值一度超过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200亿元）。
在国内，各城市中密集穿梭的蓝黄外卖员已经成为了国内最具特色的餐饮服务，被冠以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然而，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是，外卖行业其实原本是“正儿八经”的欧美货。美国的外卖平台鼻祖Grubhub成立于2004年，是美国最早的在线移动外卖平台。而直到4年后，远在中国的张旭豪才创立了饿了么。至于刚上市不久的美国外卖老大Doordash，也曾被很多人认为是抄袭美团。但实际上，Doordash早在2013年7月就已成立，4个月后美团才在中国诞生。尽管很难说是谁抄袭了谁，但有趣的是，可能是因为和吃有关的基因，美国Doordash的创始人全部都是华人。
2013年1月12日，1985年出生于中国南京，从小就随父母移民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学生徐迅Tony Xu，和另两位同校计算机专业的华人同学Andy Fang和的Stanley Tang一起创立了DoorDash。据说，创立DoorDash外卖平台的灵感启发来源于徐迅少年时期经常去母亲打工的餐厅当洗碗工的那段日子。那一年，3个华人小伙子在网上建立了一个送餐网站，他们偷偷把附近餐厅的菜单放上了自己的网站，并附上他们自己的电话号码。没想到，几个小时内，他们就迎来了第一个订单——有顾客下单一家泰国餐厅的大虾炒粉和春卷。三个年轻人迅速打电话下单，然后开着车把这份晚餐送到顾客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站积累了一批忠实客户。于是，这几个学生就去拜访还蒙在鼓里的餐厅老板，邀请他们正式进驻网站。很多老板欣然接受这种“带客入驻”的方式，网站也由此低成本地获得了商家资源。有了商家的不断加入，徐迅他们的日子就变得十分充足而紧凑，从此过上了白天上课、晚上送外卖的生活。7年后，DoorDash上市，徐迅等创始人实现财富自由，但依然坚持每个月都体验送外卖。
事实上，在DoorDash成立之后，发展一直不温不火。2018年，其收入仅为2.91亿美元。到了2019年，其营已经增长升至8.85亿美元。2020年的疫情，更是让DoorDash的业绩迎来一波爆发。当年前三季度，DoorDash的收入为19.16亿美元(相当于125亿元人民币)，超过过去两年的收入总和。尤其在年底美股上市后，DoorDash已成为全美最大的外卖平台，市场占有率已达一半。其用户规模超1800万，已经完成超9亿笔订单。平台送餐员Dasher，类似于中国的“骑手”，数量超过100万，他们已经通过平台赚得超过70亿美元。
在美国外卖市场，与中国的美团和饿了么双寡头僵持格局不同，美国的外卖行业竞争相对激烈，呈现出DoorDash、Uber Eats、Grubhub、Postmates四强争霸的格局。其中，DoorDash市场占率已超过50%。但是，从中美外卖领头羊的数据对比看，DoorDash无论是在营收上还是在市值上都与美团有较大差距。
2019年，DoorDash实现营收57.3亿元RMB，而美团营收却有975亿元RMB，后者是前者17.1倍，1个美团等于17个DoorDash。如果我们只对比两者的外卖收入，外卖收入美团也是DoorDash的近10倍。两者收入上差距巨大，反映在市值上也就更为明显。美团市值接近1.5万亿RMB，而DoorDash市值只有3431亿RMB，两者相差超过万亿。即使是疫情之年，外卖业务暴涨，占据美国市场50%，市场第一的DoorDash较之美团也是“令人失望”。
那么是人口规模造成两者的巨大差距吗？事实上，从整个餐饮市场规模来看，美国餐饮规模远高于中国，2019年中国餐饮规模4.67万亿，而美国餐饮规模6.03万亿。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起步比中国早的外卖行业始终在美国流行不起来？
可以说导致美国外卖行业没有中国如此普及的因素有很多，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美国针对外卖市场的监管和规范较为严格由于餐饮业作为消费市场在美国早已有比较成熟的监管体系。所以作为市场规范的重要一环，美国职能部门对外卖平台的监管长期以来一直非常严格。比如2020年，疫情发生后，众多餐饮商家都转向外卖行业，然而外卖平台的高抽成，让艰难求生的美国餐饮从业者们叫苦不迭。美国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的一家餐厅老板抱怨外卖平台扣各种费用超过了利润的40%。以GrubHub为例，平台向商家收取了20%的市场佣金、10%的送餐费、3.05%的手续费还有促销费用等。这使得商家纷纷抱怨自己是在赔本赚吆喝。于是，商家们走上了街头，呐喊呼吁，换来一份立即生效的限价令：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餐饮外卖的费用上限为15%。
同样，针对外送员，美国各州通过新的法规确认外送员为独立承揽人，要求平台必须提供“外送员福利费”以及“外送费”等相关费用，以提高外送员福利。但这导致了平台将这部分多出来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例如，DoorDash在全美各大市郊收取的外送费，相当于点餐价格的50%以上。而这项价格方案未纳入与“忠诚计划”有关的打折方案。因此有三个州的众议员致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主席，提出美国美食外送业界已经由三大巨头把持，应调查美食外送产业整并的影响，认为外送平台可能进行不公平商业行为，包括收取“过高费用和佣金”。美国监管机关已留意到这些现象，并且已采取行动出台新的法规以保护消费者权益。
对平台的约束和管控较之美国，国内明显要宽松许多，正是借着监管的宽松环境，中国的外卖平台得以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迅速发展。
2、两国餐饮业发展的形态和商业模式不同与我国餐饮行业还处于激烈的竞争业态不同，美国餐饮市场已经高度成熟。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在食品消费上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消费习惯，比如通过电话预定外卖，麦当劳订购，也有一些家庭更习惯于开车去快餐店drive thru即不下车点餐取餐模式等，美国可供选择的渠道有很多，所以外卖平台的需求并不十分旺盛。
而由于餐饮行业发展比较成熟，根据数据显示，美国TOP50市占率接近30%，连锁化率超过50%；反观我国，餐饮TOP50市占率不到5%，连锁化率仅10.3%。中美传统餐饮业成熟度不同，使外卖平台在产业链中起到的作用也就自然不同。国内绝大多数餐饮企业无力自建配送团队，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通过自建配送团队的重资产发展模式，从而在配送环节实现对餐饮产业链的改造，同时也为餐饮企业带来增量客户。
但是，美国在外卖平台出现之前，电话订餐盛行，且美国餐饮公司已具备自建配送团队的能力。早在上世纪中叶，美国大多数连锁餐饮企业就已开通配送业务。而且美国餐饮市行业连锁化率高，大型餐饮企业具备引流能力，并不需要借助外卖平台引流。外卖平台对这些大型连锁餐厅的吸引力不大。这直接限制了美国外卖平台接入的商家数。根据申万宏源数据，疫情前，美国外卖平台内接入的餐饮门店数仅占全美餐饮门店数的9%，与国内30%的商家接入量差距较大。
所以，DoorDash、Uber Eats的主要市场是城市郊区，因为那里有着众多无力自建配送团队的中小餐饮企业。但是，这块市场更难啃。因为，外卖平台提供标准化的配送，在大中型城市或许还有规模经济，但向其它中小城市渗透难度就会很大。这也就容易理解，尽管疫情期间，各大外卖平台业务实现了迅猛增长，但整体亏损额仍是个天文数字。
人口的密集度是5公里半径的范围内提供充足外卖消费能力的前提，对比人口密集度是最好的市场增长潜力的参照体。根据各城市城区人口及城区面积为基数计算所得的城市人口密度比较，中国人口密度在1000人/平方公里以上的城市有594个，数量是美国的两倍，覆盖人数也远超美国。总之，用一个词概括美国的人口密集度情况就是“地广人稀”。
因此，“地广人稀”这一先天因素制约了美国外卖平台配送效率，再加上美国餐饮市场对外卖平台的依赖度有限，两者叠加严重制约了美国外卖平台的渗透与发展。
3、美国外卖配送效率低与人工成本高配送效率主要体现在配送时间和配送成本两大方面。前面提到美国大部分城市地广人稀，人口普遍在郊区居住。即使是人口众多的大城市，人们往往不会居住在核心城区，市中心可能也就只有几十户人家。美国到处是独立屋社区，而且住宅分布非常分散。所以，目的地分散让单位时间送餐效率大打折扣。而且，不同订单的目的地距离太远，也使汽车成为主流配送工具，这进一步增加了配送成本。美国外卖配送成本是中国的4倍。这也反映在单笔外卖订单的成本结构中，DoorDash配送成本占单笔订单总额的20%以上，而美团在10%左右。不仅配送成本过高，订单的分散和地广人稀的地理特性，也决定了配送时间会因此变得更长。DoorDash目前的平均配送时间35分钟，而美团早在2018年，平均配送时间就已经控制在28分钟。而配送时间的延迟，就意味着送到用户手中的产品口感会大大下降，这也进一步影响了用户的消费体验。
除了两国间的配送效率差距，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就是人力成本的因素。外卖是个重人力成本的生意，美国骑手的收入主要是由三部分组成，超过20%的配送费、12.5%的基础佣金，不超过17.5%的推广费，三项加起来佣金费率约在30%左右。而中国外卖配送佣金只占15%-20%。以Grubhub为例，美国骑手送餐不走计件工资，时薪7.5美元，工作强度在每周66小时左右，相当于每天9.42小时，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所以送外卖这份职业在美国多数是兼职，全职很少。但美国哪怕是兼职，也需要在美国劳工协会的支持下，实行最低工资标准。所以，为了满足最低工资标准要求，美国外卖平台只能将配送成本转嫁至消费者。针对消费者订单，外卖平台收费通常由餐饮费+服务费+小费+税费组成。而其中的小费就是平台主为了降低工资成本，将这部分成本以小费的形式强加给消费者的一种手段。也正因为小费制度，所以美国外卖员每单可以拿到相当于餐费15%的小费，也算是劳碌工作的额外回报。
以DoorDash某外卖员为例，他一天平均在线12个小时，送餐时间10个半小时，外卖送单30单，收到DoorDash平台的送餐服务费是126.5美元，加上74美元的小费。全天收入合计200.5美元。虽然看起来收入还不错，但考虑到纽约市最低工资是15美元，工作10个半小时，也应该有160美元，而且外卖员还需要自付油费、车辆折旧、医疗保险等诸多成本。
但即便如此，美国外卖员的人工成本还是大大高于国内，高人力成本使得美国外卖员的配送费可能是中国的3-5倍。高昂的劳动力成本是外卖在美国难以发展主要原因之一。
而反观中国，由于中国人口密集，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低，用户几乎可以随时随地叫到外卖，在外卖服务上更加便捷，中国的外卖平台是以用户为导向的，目的在于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甚至中国外卖骑手可以满足用户不同的需求，比如让骑手小哥帮忙代买烟、生活用品等。这种在用户容忍度上的“过度”满足，在美国社会看来是难以想象的。近期一段美国外卖送餐员的吵架视频在美国引发了热议。美国纽约长岛Smithtown地区一位消费者，通过外卖平台DoorDash点了份外卖。按照美国外卖平台惯例，他在支付了食物餐费、送餐费、平台服务费、消费税之外，又给了外卖司机8美元小费。但令他惊讶的是，当姗姗来迟的外卖员上门送餐之时，送餐员火气冲冲地找他理论。抱怨自己花了40分钟跑了12.5英里(约合20公里路程)才送了这份餐，意思是8美元的小费实在太少。而消费者则回应说，这段路程平时开车也就20分钟，何况自己都已经给了8美元小费。两人最终大吵一架不欢而散，送餐员竟然一气之下带着外卖走了。还有其他更为常见的情况，比如经常能看见美国外卖员迈着“半死不活的步伐”，晃晃悠悠走路送外卖的场景。这些情况，估计在国内也同样是无法想象的。
正是因为人力成本过高，美国的外卖平台也开始加紧在机器人配送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美国外卖市场排行第一的Doordash，早在2017年开始使用Starship的机器人配餐。排行第四的 Postmates也不甘示弱，在近期自主研发了配送机器人Serve。Serve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解决短途配送的问题。具体应用场景为，骑手将外卖领取送达Serve的站点后，由Serve机器人完成交付的最后一环。这有点类似我们常见的丰巢柜功能。但是，试图通过机器人和无人驾驶技术来改变人力成本高的情况，还需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
正是基于以上监管力度、商业模式、配送效率、服务品质、人口成本等综合因素，中国外卖市场领先优势非常明显。尽管美国外卖市场巨大，但很难产生像美团和饿了么这样体量的外卖平台。美国人多样性的餐饮渠道选择，也决定了美国餐饮业并不急于太过于倚重外卖平台，这就是为什么外卖在美国不是非常流行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