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前战：中国东亚大舰队之梦
移孝作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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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入1884年，残冬未退的西太平洋上战云密布，两艘中国最先进的巡洋舰在严阵以待。在其中一艘巡洋舰的舰长室中，一名军官在痛苦地奋笔疾书。其实，他一遍一遍写下的仅有两个字，那就是——“不孝”。
这名军官，便是甲午海战中的中国海军名将邓世昌，时任北洋水师扬威号巡洋舰舰长。从1883年开始，中国黑旗军和法国殖民军在越南便展开了断断续续的交锋。中法关系危在旦夕。
从这一年年底，清军最先进的超勇号和扬威号两艘巡洋舰即转驻上海，名义上是借用当地船坞“维护保养”，客观上却是为李鸿章在那里和法国公使德理固的谈判增加筹码。
就在备战期间，邓世昌之父邓焕庄不幸病故，而从父亲病重到去世，邓世昌始终“移孝作忠”，戍守舰上。
遍历邓世昌年谱，他在从军之后，只有两次回归故乡的纪录，一次在1871年，邓世昌于公务之间回乡探望父母，一次在1893年，甲午战争的烽烟已在地平线上隐约可见。
海魂一去，从此茫茫。
即便是最苛刻的海军战史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邓世昌是一名堪称中国海军军魂的刚毅军官。然而，曾经因为鞭笞士兵致死接受调查，加上父丧期间在舰不归，邓世昌多少给人不近人情的感觉。
而隐藏在史料角落中这一条邓世昌在扬威舰上一遍遍书写“不孝”的记载，或许才能让我们真正窥探到这位海军英雄的内心世界。
几乎与此同时，在福州的马尾军港，另一名中国海军军官面对着同样的忠孝两难。
7月27日，福建水师扬武号巡洋舰见习军官黄季良把自己的画像和信件寄给了远在番禺的老父，这是拼死一战前对父亲的最后纪念，与这封信同时到达他父亲手中的，是黄季良在美国的留念相册和毕业证书。
一个清末的中国海军军官，怎么会有在美国的毕业证书呢？如前所述，黄季良有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特殊的身份——留美幼童。
他们是一批真正可称为精英的人物，虽然其中大多数人今天已经随着历史的长河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他们的人生轨迹，几乎都曾闪烁出异样的光彩。
比如，黄季良的兄长黄仲良。
黄仲良，根据美国方面的记录，他的字应该是赞廷，英文名有“Whang Chung Liang，Whang C. Liang和Wong Chung Liang三种不同记录。他出生于1858年，在15岁时作为留美幼童第二期生前往美国，和另一名留学生钱文魁一起，寄宿于康涅狄格州温切斯特一户叫做凯洛的美国人家里——这家的女儿玛丽小姐，后来成了留美幼童负责人容闳的妻子。
▲ 容闳
从名字来看，黄仲良应该是他家第二个儿子，而黄季良，则是第四个。两人在留美学童中均属艺术气质极佳的，他们的作品都曾在美国的博物馆展出。
有一些记载显示黄仲良毕业于美国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考证的结果，他的确是理海大学招收的最早一批中国留学生，入学于1879年，学习的专业是采矿工程（mining engineering）。他在学习两年后转入了更为专业的拉法叶特学院，并毕业于此。
只是他在里海大学时的艺术创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的评语中有这样的字句——“A gifted painter”——一个天才的画家。
黄仲良所绘的一幅作品至今保留在美国，题材是一艘航船。这是一张普普通通的西洋油画，技法略可讲究，笔触仍显不足，若在今天的画廊中，未必能卖出好价钱。然而，画面中这条汪洋中的船，让我想起了很多。
那是几年以前，曾经写过一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劳工在法国生活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当时的一张图片，那上面，也有一只船。我在注解中写道：
“这是一幅中国劳工在欧洲的老照片，拍摄它的记者称这张照片为《玩具船和它的制作者》。这肯定是一个对东方一无所知的记者。看着那张憨厚和善的面孔，和那小小的帆船，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明白，这个作品的名字只能叫‘回家’。”
在美期间，黄仲良曾和张康仁等四名同学在斯普林菲尔德学校1876年学年终晚会上，用中文、英文、法文和希腊文进行了演讲。斯普林菲尔德学校的记录中，显示那一天黄仲良的演讲题目是——“中国之未来：The Future of China”。
这批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留美幼童，大多最终把生命贡献了这个被他们视为“家”的国度，哪怕它看来是那样艰难和黑暗。
▲ 黄季良画像
与黄季良相比，黄仲良的名字，就更加殊少人知了。只是在看过他的履历之后，才忽然领悟，这也是一个有着太不凡经历的人。我们中的很多人今天仍在利用着黄仲良开拓的事业。当我们在中国大地上漫游的时候，也许会时时看到他的灵魂在对我们微笑。
黄仲良曾做过驻旧金山的领事，但回到中国后并没有晋身政界。他从在汉冶萍公司服务开始，最终成为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也是留美学童）的得力助手。
他曾负责管理沪杭甬铁路局——中国第一条高铁就是在这条铁路的基础上建成的；他又曾担任粤汉铁路会办（詹天佑是督办），负责该路广东段的修筑工程——这就是今天京广铁路南段的前身；他也曾主持修建道清铁路和广三铁路，并担任津浦铁路总办……
现在，大家可以明白为何我会写到“当我们在中国大地上漫游的时候，也许会时时看到他的灵魂在对我们微笑”。孙中山先生的铁路是修在地图上的，而默默无闻的黄仲良，却把地图上的线路，化成了钢轨和枕木。
1929年黄仲良病逝天津，主持修建了中国两条大动脉铁路的一代人物，所居不过普普通通的民宅。
黄家后代回忆黄仲良对于在美生活唯一的痕迹是喜欢棒球。他的夫人回忆，黄仲良一生清廉自守，从来没有收过别人的钱。总有厂商找到他，希望能让他们承包其中的一段工程，送钱的人也很多。黄一概不见这些人，有些找上门的人都被他骂了回去。
像黄仲良这样的人，萨幼年时在科学院见了太多。在我心中，他们永远比那些千古一帝们值得尊敬。如果这个国家能慢慢变好，他们都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黄季良的信中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似乎对自己的命运有难言的预见。这个24岁的年轻人为自己的父亲画了一生最后一幅画。那是他的自画像，画像上的黄季良身穿浅黄色大清官服，脚蹬皂靴，腰佩战刀。
26天之后，法国远东舰队在马尾突然袭击中国福建船政水师，中国舰队旗舰扬武号巡洋舰奋勇反击，壮烈战沉，黄季良与舰同难。
▲ 《扬武沉没》——法国画家1885年的作品
马江海战在打响之前，中法双方悬殊的实力已经预示了黄季良们的命运。
在19世纪80年代前期，认识到有海无防的危险，又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清廷已经建成四支初具规模的近代化舰队，即防卫辽宁至山东海面的北洋水师、防卫江苏至浙江海面的南洋水师、防卫广东海面的广东水师和防卫闽台海面并拱卫福州船政局的船政水师。
根据种种迹象，法军从海面对中国的威胁，主要集中在闽台海面。
此时法军在远东的舰队，由一名缺了半边鼻子的将军——孤拔海军中将率领。
▲ 孤拔，照片修版掩饰了这名老将略带狰狞的伤鼻
孤拔毕业于巴黎理工大学，是法国海军中一名战功赫赫但举止奇特的将领，他在1883年率舰队登陆顺化，迫使越南阮氏王朝接受保护国地位，因功被提升为远东舰队司令官。
1884年，孤拔集中法国在远东的远洋作战主力，开赴中国东南沿海，甚至在7月7日当天以“游历”为名进入福建船政水师锚地马尾军港，形成双方剑拔弩张却共泊一港的奇特局面。
法军远东舰队的舰只并非当时国际上最为先进的舰只，但包含三艘安装有类似扶桑号的炮房，而吨位更大，防护能力更强的装甲舰——巴雅号，拉加利桑尼亚号和凯旋号，这三艘法舰均为五千吨上下的巨舰。即便是孤拔舰队中第二等的迪盖·特鲁安号，也是排水量约三千五百吨的大型巡洋舰，而且这支舰队的主力均为钢制战舰。
▲ 中法战争中法国巴雅号装甲舰
法军在海上的实力在当时可称冠绝亚洲。与之相比，尽管曾经吓退日军南下台湾的海军舰队，但1884年的福州船政水师仍然主要以木制船壳的近海战舰为主，其最大的战舰扬武号二等巡洋舰，吨位也仅仅一千五百吨上下而已。
正因为如此，这场海战的胜负几无悬念。然而，不计入北洋水师超勇扬威两舰的话，这就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舰队与欧洲二等海上强国之间的实力差距。
邓世昌率领的扬威舰和林泰曾率领的超勇舰1883年停泊上海还有一个目的，便有随时准备增援在福州的船政学堂水师。
当时的北洋水师，其主力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六艘装备重炮，适于守口但适航性很差，完全没有远海作战能力的“蚊子船”炮舰；第二部分是包括威远、康济、海镜、湄云等自建木壳舰只，面对坚盔厚甲的法舰并不比福州船政舰队的舰只更有战斗力；只有第三部分，也就是这两艘曾威震朝鲜的新式巡洋舰，才有硬撼法舰的能力，北洋大臣李鸿章这种“姿态”，也算是拿出了看家底的宝贝。
应该说，如果这一仗中法军有一个软肋，那便是他们那位古怪的司令官孤拔将军。
在我国对于马江海战的传统描述中，孤拔是一个卑鄙的洋鬼子，他先率舰队利用清朝腐败官员的无知，堂而皇之地进入马尾军港，一个月后复采用不宣而战的手段对中国舰队发动了疯狂的袭击。
说孤拔是法军的软肋似乎没有道理，此人颇具军事才干，作战身先士卒，连李鸿章战前都评价说：“孤（拔）素勇敢。”
应该说孤拔在开战前的指挥还是颇为出色的，他敢于大胆地杀入中国舰队锚地，而且在对方炮口下坦然呆上一个月，充分体现了法国式的自信和对东方政治的了解。
如前所述，中法双方因为越南归属的问题纷争已久，但直到1884年两国政府仍保持着名义上的和平。
所以，当孤拔根据《中法天津条约》的条款率舰队“合法”进入马尾军港的时候，清廷方面既明白对方毫无善意，但又不敢在朝廷还举棋不定的时候擅开战端，甚至找不到理由拒绝对方入口，只能对法军的行为听之任之。这一结果使福州的清朝大员们全部进入了抓狂的状态。
然而，从今天掌握的中法双方史料来看，这位法军总指挥官还有另外一面——竟然是一个典型的“西洋宋襄公”。
▲ 中国和法国军舰共同停泊在马江，左侧为中国军舰济安
8月21日，中法谈判破裂，法国公使降旗回国，22日，法国政府下令给孤拔，令其攻占马尾的中国舰队。
孤拔获得这一电令后，首先做的事情竟然是当晚派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去通知中方，告知清廷闽浙总督府自己将于23日下午2点向中国舰队发起攻击。
与此同时，法军还唯恐天下不知地一一通报在福州水域的英美等各国商船和相关侨领，以免对方侨民被战火惊诧。
连法国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初二日，各国领事商人均下船……嗣洋教习法人迈尔，告学生魏瀚，明日开战。”魏翰是邓世昌的同学，福州船政水师高级军官，这一通告无疑向中方报告了法军的最准确动态。
但是，这种提前一天通知对方开战时间，然后大模大样地在对方炮口下吃饭睡觉，把自己的性命寄托在对方人品上的事情，还是太过分了。
按照中国自古以来“兵不厌诈”的传统，马尾的中国舰队完全可以而且很有可能在夜间或第二天发起对法军的突然袭击。
而且，由于潮汐的影响，23日整个上午法舰都不得不采取将脆弱的船尾朝向中国舰队的姿态，如果遭到袭击必定损失惨重。所以，这位极其尊重游戏规则的孤拔将军派出使者后，所有法军都在漫长的等待中胆战心惊。
虽然足球场上巴西队打中国队有绝对优势，要是脸朝后踢，也会被翻盘的。估计如果换一个国家的舰队，面对这样一位总司令，水兵们早就暴乱了。
这样一个法国宋襄公，怎么被中国人称作背信弃义呢？
中国人当然有理由这样讲，第一个理由是中国舰队的确是在没有接到开战通知的情况下遭到法军袭击的；第二个理由是法军明明通知中方23日下午两点钟发起攻击，实际的战斗却是在下午1点45分打响的，虽然只早了15分钟，毕竟，还是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嘛。
孤拔如果知道自己被指责背信弃义，只怕真的要目瞪口呆了——洋鬼子也并非我们通常认为毫无廉耻的，人家也有自己的荣誉感，而孤拔明显是个荣誉感过了头的家伙。难道法国领事没有把开战通知送达中方吗?
答案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法国副领事白藻太的确提前把开战通知送到了闽浙总督府。而且，早在开战前两天，中国驻法国大使李凤苞也已经下旗从巴黎回国，这一消息福州的官员们也是知道的。
但当时在福州负责军政的第一把手，却对舰队封锁了消息！
在战斗开始对自己的官兵封锁开战消息，干出这种天下罕闻荒唐事儿的，便是当时驻节福州的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
▲ 张佩纶
应该说张佩纶并非无能之辈，此君自幼才华横溢，素以文笔犀利辛辣著称。张家的文才好不是笔者的独家看法，张佩纶的孙女，便是著名的女作家张爱玲。
不过，张佩纶并非作家，而是一名谏官，这种可以风闻奏事（也就是合法造谣和传谣）的职业与今天网络上的拍砖者地位天上地下，他们极端的弹劾动辄让从皇帝到封疆大吏胆战心惊。
张佩纶是谏官中的极品， 1875至1884年间，张佩纶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占三分之一，干掉了多个部长级的大员。他在清廷中被称为“清流四君子”之一。
在中法战争开始前，张佩纶是坚决的主战派，几乎所有在前线的军政大员都曾被这位“清流靴子”视为潜在的汉奸和卖国者。
在朝廷内部，这些谏官多半不谙世事却又总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让本来就焦头烂额的朝廷大员们神憎鬼厌。
1884年5月8日，慈禧太后一口气就派了三名谏官担任方面大员——陈宝琛以侍讲学士为南洋会办，吴大澂以通政使为北洋会办，张佩纶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
把张佩纶等派上前线，或许是一个让官员们非常解气的选择——总也该让这些大清朝的愤青们去看看真正做事是怎样的不容易。
果然，这几位到了地方上无一不是晕头转向，回来以后大为收敛。
解气之余，又觉得用一国之事付与几个不喑世事的书生，未免有些儿戏。
其实，把这几位放出去的慈禧，倒并不是纯粹的不知轻重。张佩纶等奉谕出京是1884年5月8日，而就在前一天，中国和法国刚刚签订了一个简明草约，初步确定了两国停火的条件。
尽管这个草约中不乏让步之举，但慈禧大概以为中法的危机已过，这才把几个书呆子送上前线，让他们体会体会。
不料，六月间风云突变，骄横的法军违约进犯越北观音桥，被黑旗军打得大败。恼羞成怒的法国政府立刻改变立场，局势再次紧张起来。于是，张佩纶们便不得不面对战火的考验，也才出现了马江之战前的滑稽场面。
▲ 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仍然装备着大量中世纪的兵器，但也有一定数量的近代化火炮
▲ 更换了热兵器的清军胸前依然设一个靶子一样的白色圆圈，里面写上“兵”或者“勇”
也许有人对笔者用略带调侃的笔法讲述张佩纶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觉得轻佻，然而，用这种笔法描述这位翰林，个人以为不是“轻佻”已经是“轻恕”了。
假如真的只是个不了解世务的官员，早晚还是可以历炼出来的，或者就算是刚开始志得意满，上了阵彻底脚软，明白世界不是书本里那样，也还则罢了。
然而张佩纶不是。
他出京以后的计划便是到福建走上一圈，随即告病返京。“初意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所见颇决。” 后在朝内督促下，这些打算无法实行，不得已才硬着头皮到了福州。
在福州期间，张佩纶于军事准备上乏善可陈，除了效仿三国演义的疑兵，在岸上举行两次武装大游行以外，也就是把分散各处的舰只调回马尾，集结兵力而已。
实际上，这个决定在军事上适得其反——中法海军力量对比悬殊，故此，集中兵力而不先发制人，并不能改变两国军力差距，相反，给法军提供了聚而歼之的机会。
此外，张大人就是继续其清流生涯，大骂朝廷不作为，大骂福州的官员们尸位素餐，而且每每一针见血。只是这一切对于怎样对付法国舰队，都谈不上建设性的意见。
反之，张佩纶到达福州后作了不少无用功，比如，部下提出可以阻塞海口，防止法舰入口，甚至可以扣几条深入马江的法舰作人质。张一面表示可行，一面煞有介事地与各国领事沟通，结果当然是一片反对，悻悻作罢。
换了一个有担待的，比如左宗棠之流，只怕早就弄一条船，来个什么交通事故往海口一沉，把事情解决了。
不断向四方请示，没有明确的指令便牢骚满腹，八方写信，怎么看怎么像是预先把自己从政治风险中摘出去，张佩纶之流很懂得怎么让一架机器空转，让自己很忙，却什么事情也不做，以求什么责任也不担。
可见，张佩纶心里实在是个明白人，他很清楚在一线周旋的难处，但是，照样拆台拆的不亦悦乎。以拆台为己任，这种人在国事艰危的时候，就有些可怕了。
结果，炮声一响，张匆忙逃遁，当地村民对其恨之入骨，对其闭村不纳。人心所向，可见一斑。
与他相对的是李鸿章这类“老辣边臣”，张佩纶一奉命出京，便被李鸿章带到天津，超勇、扬威等舰随中法关系缓和北退，正在当地。李鸿章拉上张佩纶和另外几位出京清流，一起前往旅顺、威海，视察炮台，参观舰艇编队演习，实则是对这些书呆子们进行紧急的军事恶补。
实际上，早在光绪六年，因与张佩纶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李鸿章已经带着为子侄参观过海军的运转，使其“亲放水雷”，可惜虽然换来张佩纶不顾外行身份，四次上书讨论海军问题，却无法使其真正了解洋务该怎么办。
这一次演习，北洋出动了超扬二舰，六艘镇字号蚊炮船，乃至康济号练习舰、雷艇等，可谓精锐尽出。
值得一提的是，黄季良所在的扬武号巡洋舰也参加了这次操演，他们是奉命到天津来迎接张佩纶的。李鸿章并向张佩纶提供了24门克虏伯行营炮、1200支新式步枪，以帮助其增强在福州的军力。
实际上，张佩纶和李鸿章是两代相交，平时来往密切。李鸿章对张佩纶的文笔颇为欣赏，1879年张便开始不断出入李鸿章幕府，李曾多次带其体验新式海军，甚至令其“手放水雷”，希望通过这样的培养令其接触实务。
结果，张在给李的信件中写道: “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
换句话说，拍砖就专门拍砖，千万不要改行去搬砖，反之亦然。
似乎，李鸿章比张佩纶要更为实际和靠谱。
但是，在马江之战前，李中堂也是做出了极大误判，力主讲和的，在和张佩纶的通信中流露出法国在福州方面未必会轻易启衅的暗示。这件事，李鸿章一直认为有负于张佩纶，后来将其招作女婿，似乎也有补偿之意。
看到这样的资料，不禁令人疑惑。张佩纶和李鸿章都是错的，那么，谁是对的呢?
“老辣边臣”面对新的情况也不免犯幼稚病，东方的老大帝国在缓慢地转身，那个时代似乎没有谁能给出正确答案，大家都在学习，都在犯错误。不过笔者依然将更多的同情心放在做实事的一方那里，因为他们走的方向起码是对的。
张佩纶在的到法国方面即将开战的时刻，做出了两个错误决定——
第一，仍然对舰队封锁消息，以至于战斗打响的时候，福建船政水师的舰只都还没有起锚，要砍断锚链作战。第二，匆忙派出使者去法国舰队，请求孤拔修改开战时间，这次出使，成了马江开战的导火索。对法国人来说，马江海战爆发早了十五分钟，原因是中国舰队派出了杆雷艇试图偷袭法舰！这艘被称为“杆雷艇”的小船，其实是张佩纶等人派去法军方面的特使，福州船政水师学堂毕业生魏翰，他因为和法国来的洋教习关系很好而被选派来和法国方面谈判，问可否推迟开战时间。
认为使者是来偷袭的快艇，阴差阳错让神经质的法国军舰豺狼号的炮手用哈奇开斯机关炮开始了射击，1点45分，战斗打响了。
面对吨位火力装甲战斗准备和经验都远远优于自己的法国舰队，扬武号这艘在港湾中最大的中国军舰奋力反击，黄季良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主动登舰参战的留美学童杨兆楠打出了唯一可能挽救战局的一弹——他将扬武舰的尾炮瞄准了法国旗舰伏尔泰号的舰桥，如果这一弹能够击毙孤拔，让法舰丧失指挥，战斗犹有可为。
他打中了。
▲ 杨兆楠的炮弹击中法国旗舰伏尔泰号
可惜，这一弹仅仅击毙了伏尔泰号的法国领水，孤拔却幸运地毫发无伤。
海战中装备和技术的优势几乎是致命的。失去了这个出奇制胜的机会，船政水师此后再也没有得到取胜的希望。
杨兆楠来不及打出第二发炮弹。仅仅一分钟后，两艘法国杆雷艇45号和46号迅速发动攻击，45号在战斗一开始就击中了扬武号巡洋舰，在其侧面炸开一个巨大的缺口。木制舰体的弱点被充分地暴露了，扬武号迅速倾斜。
在法舰密集的炮弹下，已经在沉没中的扬武号燃起了大火，中国水兵死伤惨重，黄季良、薛有福、杨兆楠和另一名留美学童邝咏钟都在战死者的名单上。
扬武号是邓世昌等当年训练的地方，第一次台湾危机中震慑日军的功勋舰，对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们来说，这是一个伤感的结果，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法国杆雷艇的官兵作战之骁勇令人惊讶——这种危险的兵器要直接撞在对方船上才能生效，但法军用它击沉了扬武，重创了另一艘较大的中国炮舰伏波，战果甚大。
▲ 法国杆雷艇对中国军舰的攻击
在中国人猛烈的阻击面前，两艘法军杆雷艇一艘被击毁，一艘被击伤，显示法军的胜利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与此同时，罗星塔下，法舰开始猛烈攻击处于绝对劣势的飞云、济安、振威等中国军舰。
尽管黄季良和他的战友们奋死抵抗，但此战福州船政水师的十一艘舰船中被敌击沉了九艘，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们在战斗中损失巨大，吕翰、陈英、叶琛、许寿山等阵亡。
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的第一次血祭。
▲ 战后沉没在马江的中国军舰
现在看来，这更像是甲午战争的一次预演——连牺牲者都有着同样的出身。
面对这样的结果，人们不禁要问——北洋水师那两艘援助福建的巡洋舰哪儿去了？
会不会是又犯了各自为战，互不支援的老毛病？
其实，认识到福建的危局，清廷也做出了种种增援努力。其中最为积极的是广东水师，在马江海战爆发时，两艘来自广东的大型炮舰飞云号和济安号都在福州参战，并壮烈战沉。
马江海战后，南洋水师的五艘巡洋舰南琛、南瑞、开济、澄庆、驭远驰援台海，途中遭法舰截击，其中两舰避入石浦后沉没，其中就包括曾经向赴英接舰官兵借出枪支的驭远舰，刘步蟾等的留英同学蒋超英因此被革职，失去了在海军中的灿烂前程。
▲ 中法战争中谈判双方
超勇号和扬威号没有参战的原因是它们得到了另一个任务——1884年12月，日本利用中法战争在朝鲜发难，第二次试图控制这个半岛。
超勇扬威等北洋舰只北上迎战，配合陆军攻入汉城日本领事馆，控制全城，粉碎了日军的阴谋。
这次事件之后，北洋水师自德国、英国订造的定远、镇远、经远、来远、济远、靖远、致远各舰纷纷回国，北洋水师成军，东亚海洋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基本稳定期，直到1894年的战火燃点起新的战争……
这也是一段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了，写下它的原因，是看了这些，我们总知道，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也曾有梦，也曾努力过，也曾努力去对得起这个国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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