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缘身在最高层的上一句是什么(自缘身在最高层的上一句是什么的上一句)



登飞来峰

王安石 (宋)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首诗写于宋仁宗皇佑二年,即公元1050年的夏天。这一年,王安石在浙江的鄞县担任知县任期已满。所以呢,他要回到自己的老家江西临川,途经杭州的时候写下了这首诗。写这首诗的时候是还只有30岁,正当而立之年。有很大的抱负从这首诗里就能感受到。


诗的第一句说:“飞来山上千寻塔”飞来山就是飞来峰,就在现在杭州的灵隐寺边上。飞来峰上有千寻塔。千寻塔,并不是塔的名字,而是说塔很高。这个“寻”是个丈量的单位,一寻大约有八尺,所以你想这千寻塔,那就有8000尺高。至于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高,咱没量过,但是肯定是比较高。所以头两句的意思是说诗人来到杭州,登上了这飞来峰,飞来峰上又有千寻高塔。在这能够听见鸡的鸣叫,能够看到太阳的升起。他站在了一个制高点,在这个制高点上,所以能够听见雄鸡一唱,能够看到东方的日出。山本来就很高,山上又有高塔,所以站在高塔之上纵目远望,天下尽在他的视野当中。这前面两句是打了个基础,主要是为后面两句买一个伏笔。后两句作者说:“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并不怕往来的浮云会遮住我的眼睛,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站立的位置是在最高的位置,他这气魄非常大。


这个浮云不是什么好的喻像,一般是在古代的诗歌当中和诗文当中多指小人,多指生活当中的阻碍和阻力。所以这个“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完全是在表达作者的志向,未来的理想很高。表达了一种不惧怕危险,不惧怕风险,而且关键在于”“自缘身在最高层。”但我们知道,王安石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还没有身在最高层。在北宋最大的政治事件,那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担任的是宰相。就一个人臣而言,那确实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说是身在最高层。当然最高的那个是宋神宗。可是他写这诗的时候,非但不是最高层,简直可以说是最低层。为什么呢?当时他只是一个县的县令,七品芝麻官。怎么可能自己说“自缘身在最高层”,你就算是登上飞来峰的千寻塔,你不能一整天待在塔上呆着吧。所以,这是个比喻。那意思是我的内心世界,我的理想永远是在最高层。所以我不怕什么浮云遮望眼,就算是长久的遮望眼,历史也会证明。因为我的理想,我的初衷是在最高层,并不一定是某一个职位。


大家会说,那还不是因为后来王安石变法,您才这么说的吗?他要没有后面的王安石变法,他没有在宰相的最高层,你也就不会这么解释这首诗了,您这是去倒推,您的解释不科学。科学不科学得拿实际的例证,我们就简单的围绕这首诗来捋一捋,王安石30岁之前,他为什么会说出“自缘身在最高层”这句话来。


宋仁宗庆历二年,即公元1042年的秋天,王安石刚刚考中了进士,被授予了一个官职,叫做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公事,实际的职务有点儿类似于现在扬州市政府的办公厅的一个秘书。在这个位置上,他呆了四年,四年之后,任期满了。注意,这时候王安石有一个很好的选择,他可以再次通过考试,到中央去做官。宋代有这么一个规定,凡是在进士科考试当中取得甲科高第者,换句话说就是名次特别靠前。王安石进士考试第四名,他只要在外地任职满一年之后就可以向朝廷上呈他的某种述作,比方说一篇论文,一份调研报告,通过这份报告就能得到一个职位。这个职位是什么呢?比方说史馆就是编纂历史修史的那个机构。集贤院、弘文馆、秘书省等类似于我们现在当代的国家图书馆、档案馆、中央文史馆、国家高等研究院等等。不仅负责编撰整理图书和典籍,同时也有一部分政策咨询和顾问的职能。在宋代,只有那些学养深厚,德行高远的文人雅士,才有资格担任这样的官职。整个宋朝重文士轻武夫,你要以后做什么尚书、宰相,很多都得沿着刚才说的这集贤院弘文馆秘书长的职务一步一步来,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只要担任了这里馆阁的职务,那是要向未来更高层的中央的高官前进的必由的阶梯。我刚才说了,王安石符合这个申请的资格。王安石主动放弃考试资格,史书记:“独否,再调知鄞县。“王安石否了,我不去,我要到鄞县。就是现在宁波市的鄞州区,我到这县上去做查令,这一年他25岁。本来这是提拔的好年龄,可他在鄞县一干就是五年。干满五年了,现在总可以了吧,可以申请调到这个刚才说的中央的这个官职里头去了吧。他又被任命为舒州通判,相当于今天的安徽潜山市的副市长。这是当年2月份的事情,到了4月份都不用他本人说,有人替他说话了。当时的宰相叫文彦博,上书朝廷,请求提拔王安石到中央做官。文彦博的理由是什么?按理说王安石当年进士第四名,只要在地方做满一任官职,就可以升官考试来中央做官,可这王安石就不动窝,他总推说家里经济困难,来京城做官不方便等等。这真是个只爱工作不爱升官的好官啊,只爱做大事,不爱做大官。这样的人才不可多得,我要向朝廷推荐他。同时也有其他的人也向朝廷推荐他。朝廷的态度很明确:“召王安石赴阙,俟试毕别取旨意。”你赶紧来参加这考试吧,考完了之后就赶紧来这里工作吧。王安石是什么反应?王安石说不。他专门给朝廷写了个申请,这理由你听着都能笑出来。第一,我奶奶在家里头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如果把她带到京城里头不方便照顾,京城花费太大。第二,父亲还没有归葬到老家,这也有一笔费用要花费。第三,弟弟妹妹都要结婚也要花费。总而言之,就是到了京城里头,消费水平太高。我支付不起。宰相认为我不喜欢做官是因为品德高尚,我真不是,就是家里都困难。你想想哪有这样的?到京城来做官,感觉好像要他的命似的。好像是朝廷跟他要钱,他没钱。行啦,既然家里经济太困难,在京城工资不够花的,那你就在苏州好好做官吧,这是第二次谢绝。这一年他31岁,这是男人一枝花的年龄,三年又过去了,任期又满了,朝廷这次直接下命令你就甭考了,直接到集贤院做校理,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负责整理皇家典籍。今年已经34岁,朝廷也很大方,免考,按理说呀,这不能免考,可是啊,这前头不是他都推辞了好几次了吗?大家的呼声很高。这回应该答应了吧?不答应,连上四道辞呈表示谢绝。综合起来的理由了,老三样儿。第一,奶奶去世,哥哥嫂嫂都去世了,这个办丧事花费不小,家里经济压力很大,而不能进京为官。第二,我反复推辞,不做京官,朝廷非得让我做,别人一定以为我欲擒故纵,讨价还价,如果我答应了你,就等于自己承认自己在讨价还价。第三,朝廷不要再强迫我了,匹夫不可夺志。可朝廷可以不听我的意见,但你也不能强迫我呀,虽然我想接受官职,但也不想轻慢皇上,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让我还是到地方做官。


大家说你讲了这么多的例子,都没说明白是为什么要说出“自缘身在最高层”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不畏浮云遮望眼,只希望自己在基层,他没说自己要到最高层去,你的例子不正好反的吗?你得明白呀,王安石哪是因为消费水平低,不愿意去京城做官啊?他之所以一再的拒绝去京城做官,而要一再的要求留在基层做官,恰恰是因为他素有大志,恰恰说明他的内心世界,他的理想是在最高层。王安石总是希望自己留在地方,留在基层做官,可这个官有个条件,他必须得做主官就是一把手,这样可以通览全局,了解全局,常言说得好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州县虽小, “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


第二,在地方做官,可以贯彻自己的意志与想法,突破那些条条框框。可以大胆的实验,大胆的改革。第三啊,在地方做主官,可以接触到最底层的民生,可以制定最切实的政策,总而言之吧,一个年轻的官员,30多岁,在最基层的单位独当一面,统揽全局,接触最基层的民众,可以为将来谋大事,打下坚实的基础,对王安石来说,客观上为他未来进行改革、变法就打下了基础。王安石早就对北宋的朝廷不满意,要不然他怎么写了一个著名的百年无事札子呢,那就是告诉北宋的执政者,你们承平日久,总官冗兵冗费,积重难返,这个朝廷,这个王朝需要改革,而且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要想改革,要想统领改革必须要有积累,必须了解国情民情和社情,王安石的志向大了去了。刚才说到他进士科考试第四名,他本来不是第四名,他本来是第一名,在宋仁宗庆元年,公元1041年,21岁的王安石参加了科举考试,考完之后,考官们的一致意见是第一名王安石,第四名的是杨志。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放榜,外人什么也不知道,第四名杨志沉不住气了,他哥哥杨茶是宰相晏殊的乘龙快婿,他求他哥哥给他打听打听消息。晏殊倒是打听了,但是他不知道其他人的名字,只知道杨志他不是状元。让他赶紧把这消息告诉他的弟弟,杨志正在酒馆里跟一帮哥们喝酒,听到这个消息太晚,破口大骂,说了一句粗话,不知哪个位子夺我状元。什么意思?这位子在宋代的口语当中,那指的是驴意思说不知哪个毛驴儿把我的状元抢走了。当然我们能这时候看出了杨志对自己是很有自信,他也考得不错,第四名已经很好了。宋仁宗最后定夺名次的时候,他对王安石的这个考卷儿里边使用的典故不是十分满意。所以,就翻翻拣拣,看得第二名,又看第三名,结果发现这第二名和第三名都是在职干部参加进士科考试,按照当时的规定不能做状元。等到拿起第四名杨志的卷子,一看就挺好,又是应届考生,就是他了。结果杨志乐跟王安石掉一个,杨志变第一了,王安石变第四。杨志在酒馆里破口大骂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居然跟最后得了第一王安石掉一个个,最后做了第一名。


这事后来不久就传开,王安石的反应如何呢?那按理说以杨志的逻辑,那玩意儿是不是拍案大骂了?关于这件事儿,史料中只有一句话,表明了王安石的态度。“荆公生平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王安石一辈子都没有说过,自己也曾经考过状元,但是没反应是不是太伤心了?咱不能老这么琢磨事儿,咱们得往好处想。王安石回江西抚州老家去探亲,写了一首诗。诗云:“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

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什么意思啊。大家都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雕章琢句,写好文章,献给天子,不就为了能钓上一个小小的官职,拥有一份工资就能养活家人,让老婆孩子高兴。看起来这个王安石心中的科举考试,没有那么神圣庄严。无论是第一还是第四,都只不过是钓上来一条小鱼,为了让家里人高兴。那他不重视科举考试他看重什么呢?你那讲了半天了,他就喜欢做县令这个级别的,也不想到中央去做官,科举考试觉得也无所谓,那这人整个一个无所谓嘛?当然不是。还是在这首诗当中他接着写道:“此时少壮自负是,义气与日争光辉“。”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我年龄虽然不大,胸怀壮志,想要跟太阳比比到底谁光明,我虽然才疏学浅,是个穷读书人,可在我的内心里也要成为像尧舜禹时代稷和契那样的千古能臣。


原来在王安石的心里边,科举考试只不过是个人生道路的一个过程,他没必要为了第一,而第四,这个事儿大动肝火,他的目标要大得多,是要做与日月天地争辉的伟人,要做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宰相。所以宋代人评论他说:“其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而增重耶! 他的胸怀太大了,气魄太大了。在他眼里高考算个什么事情?这跟杨志那种患得患失的态度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讲到这儿,大家就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只有30岁的王安石,只是当时一个小小的郢县的知县,却能够写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志向远大心里想的事儿跟一般人不一样,虽然职务小,但是志气大,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志向,后来他才能够统领北宋时期的这个改革变法,才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代伟大的改革家这样的威名了。所以我们说《登飞来峰》这事虽然很简单,写诗的时候是虽然也很年轻,但从这个诗很能想见王安石的思想人格,也能从这诗,预见到王安石未来的作为也不在小。